首发：6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小草

“一百年前，有一群青年满怀理想和壮志，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谈起新电影《1921》，即将迎来67岁生日的导演黄建新面带笑容、目光炯炯，仿佛有用不完的热情，“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如今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回望百年征程、读懂百年初心的机会，引发他们的共情与共鸣”。

从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算起，十几年间，黄建新拍摄、监制了《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国产主旋律佳作。在专注现实主义题材、探索主旋律创作的道路上，黄建新称得上是国产电影的“领路人”之一。

建党百年之际，这位有着48年党龄的老党员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监制、执导电影《1921》，影片由郑大圣联合执导，黄轩、倪妮、王仁君等主演，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为主线，讲述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时代担起救亡重任的故事。

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难在哪？如何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场景、还原历史细节，还要兼顾创新表达。日前，黄建新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采访，畅谈电影《1921》及其幕后故事。

拍革命历史题材

应“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草地：您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简要概括和介绍《1921》这部电影？

黄建新：为了《1921》，我们团队已经创作制作了近5年时间，凝聚了几百名电影人的心血，电影所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很难用几个词来概括。

《1921》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拍摄的，希望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最早的一批革命先辈的精神世界。虽然他们和如今的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却有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这种精神是互通的，是超越历史局限的，是一种“传承”。我们想通过对百年前中国最优秀的这批人的“接近”和“表达”，探索“中国精神”到底在哪里。为观众呈现一段丰富的历程，展示一种追求和向往，这是《1921》所希望实现的。

草地：剧组对史实的把握非常严谨，曾花费4年时间打磨剧本，并在全世界开展挖掘史料的考据工作，还邀请党史专家对剧本进行指导、把关，甚至1：1复原了一大会址在内的部分老上海石库门建筑。您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

黄建新：我经常提到一个观点，拍革命历史题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不虚”说的是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不能虚构；“小事不拘”说的是可以用合理的戏剧手段、虚构方式，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精彩，和观众贴得更近，让他们喜欢看。

面对史料，每当我们找到一个被“触动”的点，并且是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品质时，我们会将其放大，顺着它的线性逻辑去寻找表现方式。电影里有一段剧情，李达划着火柴准备烧日货，却发现火柴也是日货，他哭了。他是个性情中人，所以会流泪。他也是“执拗”的，冒着被跟踪的危险去印刷厂，只为把“百姓”二字改成“人民”，目的是让大众知道“人民”才是主人。

不仅是李达，我们也在寻找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陈独秀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电影里有很多围绕这个性格特点的刻画，比如“五四”一结束，他就义愤填膺地亲自上街发传单，被抓捕入狱。又比如，李大钊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说一句就是一句，他在电影中的台词，中肯又很尖锐。

我希望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觉得自己和历史人物是有亲近感的。

电影的核心是人

草地：据了解，《1921》还在日本等地取景，影片中展现了当年共产国际等力量的参与。中共一大是在怎样的国际视角下开幕的？影片如何呈现这种国际视角？

黄建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了中国，而上海这座城市是早期各种外来思想活跃传播之地。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上海，要和日本、韩国、越南的共产党代表都在上海见面。电影中有两条暗线，分别展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日本特工在上海的活动，都遵循着当时远东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轨迹。

以国际革命的时代背景视角来看，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具备必然性。那时候，不少革命刊物都是从上海发往各地，传播革命思想。在电影中，我们呈现了编辑、印刷革命刊物的镜头和细节。而且上海是个租界，鱼龙混杂，正好成为当时列强割据、国土四分五裂状态的映射。种种因素，使得上海成为讲述这一段历史无法绕开的城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电影中，我们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向全世界推动共产革命的画面，这让我们将视野拉得更大了。

在全世界范围内挖掘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发掘了记录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30日在上海开会的文档，在上海档案馆也找到了能够佐证的史料。我们发现日本共产党当时也派了人来上海跟共产国际的人见面，但是当时日本已经要实行“满蒙政策”，认为共产国际运动会影响政策执行，所以要遏制住。因此，电影里专门安排了相关的故事线，这条线的艺术虚构和想象是建立在真实史料记载的基础上的。

还有一个场景表现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马林被跟踪，这方面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呈现——这部分情节使得《1921》具备类型电影的特征，有很强的故事逻辑。

草地：在《1921》之前，您拍摄过《建党伟业》等作品，站在建党百年节点上，再次讲述1921年发生的故事，您的思路有什么变化？对伟人的刻画表现上，有哪些不同？

黄建新：《建党伟业》从1911年武昌起义讲起，以孙中山这个角色为叙述起点，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到张勋复辟，从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中看到中国的走向，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拍摄《建党伟业》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兼顾每一角色，仔细描摹每一个人的个性。只能用白描的手法简单覆盖到个体，影片里的人物没有一个自始至终贯穿的性格走向。而《1921》就是另外一种人物表现手法了。

电影是一系列视觉流动体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现象，其核心是人。《建党伟业》拍历史，《1921》则是拍“人”。我们可能会记住在《1921》里，李达夫妇很恩爱，王会悟很美，新婚搬家那天，她靠在李达的肩头憧憬两人的美好未来，这个画面会让人感动，而且观众会融入自己的情感过程。这样的电影人物，除了革命理想之外，还有活生生的“生命”附着。可能多年后，我们已经记不住这个电影了，但是会记住这个画面。

观众可能还会记住毛泽东跑步的镜头。演员进组前，我问毛泽东的扮演者王仁君，你跑步好不好看？他说还行，我说你练一练，你跑得好，就能把电影角色彼时彼地想要传达的意思表达出来。于是他伴随音乐的旋律一直练习，练了好几个月，最终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觉效果。

《1921》中所呈现的毛泽东是很真实的。他扛一个收衣服的大包出场，在上海的洗衣房里勤工俭学，想去法国留学。当年的他也和如今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对未来的向往，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我曾专门参观了他在上海的旧居，当时他和两个都想出国留学的男孩住在一个房子里。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象征的、艺术的手法去表现伟人的成长——剥离实际的场景、表现奔跑的动作。通过这些手法，我们不仅在电影里讲述道理、讲述历史，而且去呈现真正的电影形态。

草地：《1921》中，许多人物令人印象深刻，如陈坤饰演的陈独秀、王仁君饰演的毛泽东、黄轩饰演的李达等。其中对李达及其妻子王会悟着墨颇多，是否可以将李达视为电影的主线人物，这样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黄建新：《1921》是一部群像电影，需要有一个人物角色负责整体“牵线”，将松散的电影结构串联起来。李达在当时负责会议联络，包括写信通知各地来沪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沟通当下的情况。基于这个背景，我们着手研究李达，他也自然而然就成为故事的主线人物。而且李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哲学家，很多人都是通过李达主持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

展现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和属于青春的“好奇心”

草地：《1921》在表现历史人物上，相较于此前的群像式作品，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黄建新：《1921》故事情节与事实匹配度非常高，给我们的艺术表达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更充分地刻画人物、传递精神、表达感触。

比如电影里面有刻画毛泽东见李达这一场景：李达在上海请毛泽东吃饭，但桌上没有辣菜，李达好面子，实际是因为自己胃不好而不能吃辣，却借口说是因为妻子王会悟不爱吃辣，最后王会悟揭开了李达长期伏案胃病严重的实情。

我希望把一切融入角色的性格和日常交往的细节中，用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细节，将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呈现出来。

草地：影片如何拉近历史与现代观众的距离？

黄建新：我们非常关注人物细节，会深入人物触摸他们的灵魂。如今大家常言的是，“一大”代表们平均年龄28岁，但其实除了董必武、何叔衡，平均就二十三四岁。在电影中，我们安排了一些戏份，让王尽美、刘仁静、邓恩铭3个年轻人展现了属于青春的“好奇心”。

我们希望能在有限空间里展现“一大”代表们不一样的一面，从代表们年龄差距、性格差距等角度，构成角色的丰富性及表达的差异性。我们还在影片中间安排了一场很激烈的争论，想利用这样的小细节把故事演绎得更加丰富。

剧中的一些台词从史料中来，对观众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我们将一些难懂的改为了白话，目的是希望革命道理富含感情。

在电影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写意”的小女孩形象，和观众一起作为见证者，利用想象空间去呈现一种“传承”的观念。我也希望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跟以往电影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如今的观众对电影视觉、艺术形式多样化的理解比过去强很多。电视剧属于线性艺术，而好的电影属于结构艺术，结构想象和联想是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走得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