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晚期，由于西羌的内迁，和河西走廊、陇西当地的汉朝人时常发生冲突。加之，西北的地方官多数都残酷苛暴，导致西羌反抗此起彼伏，西羌人屠杀汉朝人，汉朝军队也屠杀西羌人。

羌人的历史

羌人是非常古老的族群之一，最早活动于四川、甘肃、青海一带。西羌大多生活在河西地区及甘肃西南的河湟故地，而白马羌的一部分与南太平洋系的蛮族融合，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和汉语以及羌藏的语言都变得不同了。氐族后来则迁到了武都、四川一带，这样两族便分了家。

羌人的部落多如牛毛，至少有200多个。大都分布在四川西北阿坝、 西部甘孜，云南西北部，青藏高原。甚至新疆南部一带也有羌族建立的蒲犁、依耐、无雷、西夜、若羌等国。羌人主要也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黄抵、 旎牛、白马、黄牛这种以图腾命名的部族。一类是以烧当、烧何、当煎、当闻、滇良等祖先为名的氏族部落。还有赤水、白水、黑水、五溪以地名为名的部族。

但是由于羌人中始终没出现一个具有绝对武力优势的强大部落，而且地区内资源极度匮乏，所以每个部落都需要占有、保护自己的河谷。因而彼此间交相侵暴，厮杀不休。羌人也和有部落联盟帝国的匈奴不同，他们有更严重的分裂和内战传统，将互相抢劫视为最光荣的英雄事业。

为了抢夺资源，羌人生性坚刚勇猛，披发复脸、扬灰火葬。男性以战死为吉利，即使有病也不医治。他们艰忍耐寒，哪怕女性产子，也从不避风雪。在男性成员战死后，女性配偶会按照烝婚制度分配给剩下的男性。以避免男性战死之后陷入无人照顾的困境，让男性更无后顾之忧地上阵杀敌。这样的生理素质，让汉人惊叹为“平土人脆弱，来众皆羌胡”，是中原周边最凶悍的山地步兵之一。

早在商周时代，西羌就与中原有密切关系。商人武士就经常抓捕羌人，在奴役之余不忘用来祭祀。后来商国势力中衰，诸戎叛乱，羌族也在其中。武丁时国势强盛，又征服了西戎。周的始祖也是一位叫薑姬的羌人女子所生 。周人除了与羌人有血缘承续关系，还与之近邻相处、世代通婚。一些薑姓羌人贵族在周王朝中的地位仅次于姬姓王族，是政权的重要支柱。在历史发展中最终融合于诸夏。

西周末年，幽王昏庸，四夷交侵。申与西戎联合，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平王东迁洛邑，西戎的势力扩大。但在春秋时期五霸兴起后，进入中原之戎族多被晋、齐、楚、秦所兼并。一直到战国，在中原活动的戎族，几乎全被 七雄所灭。薑姓诸侯中最强大的齐国薑姓王族被田氏取代，其他薑姓政权均不成气候。

后来的秦长城西起临洮。所以羌中位于长城之外，游离于化外之地。这些区域地理条件比中原恶劣，大部分处于青藏高原, 部分在甘肃东南的南山,。海拔大致在2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寒冷, 畜牧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河徨流域一些川谷地带经营农业、牲畜、 作物生长发育缓慢。加上土质坚硬，全年无霜期短，造成农产品品种单调。所以这一时期羌人发展较慢。

汉代与羌人的接触和交战

西汉初年，匈奴强势，羌人也成为其附庸。汉景帝时，研种羌人留何率族人求守陇西塞，成为汉朝的保塞蛮夷，这部分此羌族发展于甘南地区。在汉武帝的对匈奴战争中，汉军占领了匈奴右谷蠡王的河西走廊地区，才切断了西羌与匈奴的联系。

河西走廊在南北方向隔绝了蒙古高原和青藏的外敌，在东西方向连接观众和西域，是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在物产和气候上，河徨地区与河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很重要 。既是中原与西域的通路,也是陇西和关中的屏障。张掖居延还被汉朝作为对抗匈奴的重要基地之一。而且这些地区宜牧宜农，是中原物资的重要补充。

在霍去病击败河西匈奴后，在今甘肃兰州永登筑令居塞，这是针对羌人设置的军事要塞。同年汉军进入河湟地区,迫使小月氏归附, 让部分羌人西迁。霍去病又在今西宁城垣处修筑军事据点西平亭。汉朝的这一系列举措，引起羌族的集体恐慌。于是先零羌牵头与封养羌、牢姐羌“解仇结盟”，与匈奴兵联合，共十余万人造反。李息、徐自为带兵十万平定了羌乱，并置护羌校尉管辖西羌。

羌族乃退回湟中，先零等羌败退到自然条件较差的西海、盐池一带游荡。这里比较干旱，而且土地盐碱化比较重，农牧条件大不如前。此后，汉朝始置的护羌校尉，秩比两千石，持节总领西羌事务。专门负责按期巡视西羌各部，处理部落纠纷。在协调民族关系的同时，也监视羌人的一举一动。

转眼到了汉昭帝时期，汉朝为了进一步稳固帝国西陲的边防，在公元前81年增设了金城郡。意思就是固若金铸的城池，要安定西部世界。治所在允吾，辖今甘肃省兰州市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广大地区。筑塞徙汉民实之，以壮大其力量。经过了20年的静好岁月，到公元前62年，湟水两岸再次爆发了巨大的动乱。

战乱的起因

汉宣帝时，派义渠后裔的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安抚西羌。西羌先零部落的酋豪便趁机向义渠安国提出了一请求：希望回到湟河地区。他们向义渠安国保证，绝不侵扰农田，只希望在汉民弃耕的荒地上从事放牧即可。义渠安国最终同意了这件事。但是历经武帝和宣帝两朝的猛将赵充国一听此事，立刻意识到不妙。

赵充国自己就是陇西上邽人，家族在武帝时代就移民陇西，并在当地渡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于23岁以良家子的身份参军，初为骑士，后为假司马。公元前99年，曾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期间，大军被围，赵充国率勇士百余人突围，引导全军撤退。他也是刘彻给刘询留下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此后他又在边境战役中生擒匈奴西祁王、斩杀瓯脱王。以蒲类将军的身份，和其他5路汉军一起响应汉使常惠对匈奴的战斗。

此时的赵充国已经年事已高，但最明白羌人的习性与心思。他们是希望回到祖居的故土，占据从前生活过的土地和农田。刘询看了赵充国的上书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果然，西羌各部落以汉使有言在先为由，拖家带口，强行渡过湟水。汉军无法有效地制止源源不断的西羌部落进入境。所以朝廷除了加强边境警戒外，别无他法。但是他们在汉境内开始扎根，实力明显比以前壮大了不少。这些人通过汉人的逃犯和被通缉的游侠，逃亡军士获得了汉人的情报和技术，变得更加危险。

内迁的西羌在湟水流域扎下脚跟不久，先零部落的酋长马上就站出来牵头，串联西羌各部落首领共两百余人。大家互相解除仇怨、交换人质、订立盟约，为部族联盟谋取更大的利益做好准备。

公元前90年，先零部落的首领又遣使与匈奴勾结。由于李广利刚带着10万人投降匈奴，所以汉朝军势大衰。羌人可以与匈奴人一起攻占张掖和酒泉，然后瓜分两地。所以赵充国的结论就是：如今匈奴日渐窘迫，接连失去了漠南，西域和河西的臣服者，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策动西羌的反叛。刘询闻言心头一震，赶紧吩咐河西各郡县，严密监视匈奴动静。

一个多月后，河西情报人员传来可靠消息：西羌某部落头目狼何派人联络匈奴，欲借其兵，攻占楼兰与敦煌。敦煌是汉朝河西郡县的最西端，楼兰是西域都护府辖区地带的最东端。两者之间是宽120英里的盐漠。若此二交通要道被夺，则郑吉的数千西域屯田兵必将孤悬绝域。刘询接受了赵充国的建议。但在具体派谁来实施这个建议的时候，反而让义渠安国戴罪立功，前去搞定西羌人。而且还给了义渠安国调兵的虎符，吩咐他紧急之时有机动行事的权利。

战事的扩大

公元前61年春天，义渠安国率2000骑兵来到羌人聚居处附近，召集先零等三十多个西羌部落首领前来开会。会开到一半，义渠安国摆出的鸿门宴才露出了真面目，对30多个羌族豪杰们大开杀戒。接着，他又趁对方不备，发兵攻打羌人聚居区，再次斩杀千余名羌人百姓。

但这番蛮干让羌族更倾向于匈奴。事实上，以靡当儿、靡忘为首的一部分羌人首领，是亲附汉朝的投降派。然而汉朝这次不分黑白的伤害，使得本已受汉封为“归义侯”的先零首领杨玉等人，对汉朝彻底失去了信任。他鼓动包括靡当儿、靡忘在内的西羌各部首领，揭竿而起，向汉朝边塞城邑发动猛烈的攻击。

义渠安国自己也未能幸免。他的2000多人在浩亹遭到羌兵袭击，伤亡惨重。只能一路逃回护羌都尉的治所令居城，闭城拒守，赶紧向长安求援。这番不负责任又不分轻重缓急的行动，一时间造成了河湟地区局势的极度混乱。

老将出征

在满朝文武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汉宣帝刘询只能再去请教赵充国需要多少军队。赵充国听到刘询的问话，只是根据实际原因，不好给出具体的回答，而是坚持实事地看待问题，并仅仅回复一句名言：百闻不如一见。于是在获得批准后，赵充国带着长子赵卬随军出征。各路大军源源不断发往前线，赵充国自己坐镇在金城郡慢慢等。在等兵力达到一万骑后，才终于决定动手。

金城郡位于凉州南部。由于羌人的骚扰，东部的一小半，暂无汉人。西部的一大半多有羌人出没。赵充国遂命令2000多人过黄河建造桥头阵地，等羌人大举聚集的黄河西岸后就在河岸扎寨。全军过河后，以及其保守和稳健的方式步步为营，不给羌人以可乘之机。在深入了敌占区之后，赵充国还每天给士兵烹羊宰牛，养精蓄锐，搞得大家全都精力过剩而又无从发泄。同时也不管城外的羌人们怎么挑战，城内的将士们又如何请战，都坚守不出。汉军的后勤已由其爱子赵卬率羽林军负责，所以他完全不用担心。赵充国的策略，基本上点中了羌人的死穴。时间一长，羌族人师老兵疲，各部首领之间就开始互相埋怨。

在两军对峙期间，赵充国在西部都尉府牢房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羌人俘虏，名叫雕库。他是羌人酋长靡当儿的亲弟弟。当初先零部落在杨玉的鼓动下准备起兵造反，靡当儿作为亲汉派，便让雕库跑去都尉府告密。没想到后来事发，靡当儿等人因实力落小，竟被先零部落给胁迫着也参与了叛乱。最后被西部都尉扣下来当人质看管起来。于是赵充国立刻将雕库请出释放，让他回去策反西羌部落中的亲汉派与摇摆派。表示汉朝仅会惩罚首恶，对于被裹挟者既往不咎。

抗命与妥协

赵充国的分化瓦解计划，遭到了以辛武贤为代表的顽固派将领的坚决反对。本着对羌族几乎与生俱来的歧视和优越感，宣帝从天下各郡国征发了材官、骑士、刑徒和属国胡骑。再加上河西各郡太守的属兵，平羌大军已经增加到了60000人。但是赵充国却让大家坐等时机，不要浪战。

于是，辛武贤上书给汉宣帝，希望迅速分兵出击。这道奏章很快赢得了朝中很多大臣支持。由于主要的朝臣不希望战事无限延长，希望平羌之战立竿见影，所以大都支持辛武贤。再加上皇帝刚亲政也急于建功立业超越祖宗，于是就派人把这道奏书送去给赵充国看，命他发表意见。

为了加强说服效果，刘询给赵将军下达了严厉的诏书：因为要支撑前线对羌作战，后方的粮价已经由去年的一石五钱，涨到了现在的一百多钱，足足二十多倍。去年丰收的农业成果，都被羌乱所消耗。你现在还想拖，拖到冬天再来打，等冬天的时候羌人早收好麦子躲进山里了。

在批评了赵充国后，宣帝诏书中接着又下达了新的作战方案：让破羌将军辛武贤等人率领12000余骑，带上30天的粮草，从酒泉出发。向南八百里到达鲜水北岸，于7月22日对罕部羌发动进攻。赵充国军立刻准备出发，引兵向西推进一千二百里也到达鲜水，与辛武贤等人两面夹击。

诏书的最后，汉宣帝甚至用秦汉人信奉的星象鼓舞军心：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金星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行装，因天时，诛不义，万无一失，勿复有疑！但是赵充国作为前线将领，看得到比常人更多的事情，所以深知对峙瓦解敌人和避免恶化汉羌关系的重要性。和当时的一些将领一样，他不畏压力，为了国家大局，他打算不顾个人得失。

于是，赵充国决定做好两手准备，抗拒命令。他上了一道奏书，重申河西汉军万万不可轻动。如今酒泉和敦煌两郡的兵马甚少，调动国防前线的部队去打击次要敌人羌人，无视匈奴人在背后的虎视眈眈，无异于拆东补西。最好还是等到冬天再去打先零。如果搞定先零，罕、幵二部还不归降，那就等到来年初春，继续消耗对手再去收十他们。这样既合用兵之道，又合用兵之时。

成功的最后一击

最终，刘询部分同意赵充国的建议，在朝臣和前线将领的要求下达成折中意见：他决定让河西汉军按兵不动，先打先零部落。但要立即打，不能拖到深冬，避免战争对经济的过度消耗。9天后，朝廷的命令来到了前线。赵充国收到诏书后，也决定提前总攻时间。但在此之前依旧坚持数月不出战，以消磨羌人士气，充分地让对手露出败相。

经过一番远程吵架和辩论，由于长时间的征战和压力，老将军终于病倒。于是，令破羌将军辛武贤速至前线，全面接手军事工作。然后在12月前与强弩将军许延寿一同出兵，将躲进山区还在顽抗的八千多残余先零军队、以及依附于先零的万余西羌小部落全数歼灭。期间，汉军掠得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辆。然后至罕羌驻地，纪律严明，不许燔烧聚落。罕部在发现赵充国秋毫无犯之后，才放下了高悬的心，没有进一步作乱。在赵充国取得对先零羌初步胜利之后，揣度先零羌不久就会崩溃，于是就想撤退骑兵，设置屯田。

但还没有来得及上奏屯田之策，赵充国就接到宣帝诏令，要他带兵会同其他地方部队继续出击。由于已经招降了1万多叛乱的羌人，而且每天还有人源源不断的从山里出来投降，此时若轻举妄动，必然会破坏这大好局面。所以他决定再次违抗圣意，决定将前线的60000汉军进行裁撤。步兵撤走大半，骑兵全部撤走，只留一万步卒分屯鲜水要害，且耕且守。

赵充国考虑到转运粮草的巨大损耗，要求驻屯部队自己种田，减轻对长途运输的依赖。同时汉军常驻肥饶之地，避其锋芒，以逸待劳。而将那些失去辎重的叛羌压迫于贫瘠山区之中，对其进行经济封锁，逼他们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出来投降。赵充国还在隆冬时节把骑兵都撤回去。因为接下来的战斗将在山地进行，骑兵再精锐也派不上用场，况且马消耗粮草数目过大。特别是汉军养的不吃草料，只吃小米的优良战马，一个月吃的粮食，就够人吃一整年。

最后，宣帝给赵充国下诏，表示“嘉纳”他的意见。但同时又给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及中郎将赵卬下令，让他们率军击羌。宣帝可能认为他采取的折中举措兼顾了两种意见，其实还是对赵充国瓦解分化战略不信任。攻羌的结果，强弩将军仅得降羌4000余人，破羌将军斩虏2000余级，中郎将亦斩虏首2000级。而赵充国屯田所得降羌却有5000人。招降和武力讨伐的区别显而易见。

到了公元前60年5月，赵充国认为羌人已不能再发动大规模叛乱，没必要再在湟中屯田。于是就上了《罢屯田奏书》，并得到宣帝批准。赵充国掁旅而还。同年更多羌人开始向汉朝请降。他们大都被汉朝安置在边境上，成为了拱卫边境的辅助力量。

第一次汉羌战争留给后人的重要文物，就是出土于新疆尼雅精绝国墓地的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因为古代的五星暗合了现代的国旗标志，所以在现在依旧被视为十分政治正确的国宝级文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前线的汉军将领确实是有较大的自主权利。可以依据实际情况，不严格执行诏令乃至公然抗拒皇命令。

战争中，赵充国充分考虑到减少汉羌矛盾，减少军粮损耗、节省人力和物力。相比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伐，出身于边疆的他看得更远，顾及到双方的长期关系。对比那些一味想着建功，但是不顾吏民死活的外戚和宠臣，这样的将领更受普通人的欢迎。

赵充国这样的陇西将领，也会在后来新莽末年的混战和东汉羌乱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赵充国和朝廷在对羌政策上的分歧，其实还有一点后来关东豪族与凉州豪杰的矛盾。这一矛盾会在西汉时还不明显，但会在日后被放大化，最终成为汉末战乱的重要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