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烈士陵园中著名的三座墓,他们的事迹,个个都令人敬佩不已

2021-06-17 09:55   讲历史  


在我国近代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能节节胜利,这和许多烈士的牺牲精神离不开关系,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华东烈士陵园中著名的三座墓,他们的事迹,个个都令人敬佩不已。

一,罗炳辉将军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因对军中腐败现象不满和对旧制度的仇恨,他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于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所部参加了龙冈、广昌、莲塘、南雄水口、建黎泰、黄陂、草台岗等战役战斗,连战连胜。在完成艰险任务中,他智勇兼备,屡立战功,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他担任红9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广昌保卫战,并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过闽江。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途中屡担重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中央军委赞誉红9军团为“战略轻骑”。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罗炳辉曾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第5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后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他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6年6月21日在兰陵突然病情恶化,不治逝世。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二,陈明夫妇

陈明,字少微,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人,1906年生。1921年在龙岩省立九中毕业后,在白土桐冈小学任教员,与邓子恢等创立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月刊,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并任该报主笔。1925年到厦门在中山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岩声》月刊和厦门《江声报》记者。1926年春,为进一步寻找革命真理,学习马列主义,以《江声报》驻沪记者身份到由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等主持校务和教学工作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并在该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陈明受党组织派遣到广州,在北伐东路军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北伐东路军占领福州后,任国民党(左派)福建省党部宣传部长兼福建评论社社长和《国民日报》主编。1927年春,大革失败后遭国民党通缉,他化装潜往武汉,向党中央报告福建情况,请示对策。同年7月任中共福建党务特派员,回闽恢复、整顿党的地方组织。12月,在漳州主持召开福建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并当选为省委书记。在陈明为书记的福建省委领导下,福建党的工作和工农革命斗争迅速发展。

1928年夏,由于叛徒出卖,陈明在漳州被国民党张贞部逮捕。他巧妙利用敌人的诱降,成功越狱。次年1月,经党中央委派到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31年冬回国后回到中央苏区担任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瑞金红军学校教官,和徐特立、李培南、伍修权等一起,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1934年10月,陈明随红军总部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高干科教员兼教导师训练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明历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政委、八路军115师宣传部长、苏鲁豫皖军区支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部长、山东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前身)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和政权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1年冬,日本陆军大臣、侵华日军总司令坐镇山东临沂指挥,调集5万多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中心——沂蒙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政委罗荣桓和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分别指挥所在部队作战。陈明率分局、“战工会”和师直机关与敌周旋。由于电台发生故障,情报错误,转移时误入敌人包围圈。陈明率部与敌血战,双腿负伤,无法行走。警卫员要背他突围,他命令:“你快跑开,活一个算一个”!当陈明掩护警卫员突围后,敌人已包围上来,他用剩下4发子弹中的3发击毙了3个敌人后,把最后一发子弹留给了自己,英勇地为国捐躯,时年39岁。

这次残酷的大扫荡中,陈明夫人辛锐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辛锐,山东辛丘县人。从小受到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影响,胸怀爱国大志。16岁时在济南曾举办以爱国为主题的个人美术展览。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后,辛锐满怀民族仇恨,随父亲辗转数百里,来到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先在党校学习,后在《大众日报》社工作,1941年又调到山东姐妹剧团任团长,并与陈明结为革命伴侣。

1941年11月,日军集中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拉网式大扫荡时,辛锐带领20多个剧团女同志隐蔽在费县辛庄。随着形势的恶化她将7名身体弱的同志委托地下交通员转移安置。自己带领身体好的同志随部队行军,日夜与敌人周旋。在战斗中,许多同志英勇牺牲,辛锐也受了受了重伤,左右膝盖被打掉一半,小腹中弹,经抢救包扎,抬到费县大红峪村的山东抗日纵队第二卫生所治疗。

辛锐在山洞治伤时,嘱咐随身姐妹在山洞周围埋设地雷,又在洞口埋几捆手榴弹,把拉线引到洞里控制,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十几天后,辛锐伤口略有好转,但两腿残废不能走路。她被抬出山洞,安排在火红峪村老乡家中继续治疗。12月17日,日军突然来搜山,枪声响起,卫生所同志抬着辛锐往外突围,一出村便和敌人遭遇。抬担架的同志牺牲了。她坐在担架上,向日军连续扔出了2颗手榴弹,炸死了不少敌人。当日军围拢过来想活捉这位女八路时,她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辛锐牺牲时年仅24岁。

陈明、辛锐夫妇牺牲后,根据地人民怀着崇敬和沉痛的心情,将他们安葬在沂蒙山麓。1986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又将骸骨移到临沂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并重修了烈士墓,让人民永远缅怀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丰功伟绩。

三,汉斯·希伯

汉斯·希伯,1897年生于奥匈帝国(今为波兰)的克拉科夫,当时,欧洲各地民族独立思想不断发展,年轻的汉斯·希伯接受到了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因为求学,汉斯·希伯辗转来到了德国,并在那里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汉斯·希伯迅速完善了自己的思想定位。他对穷苦大众充满了同情,经常拿起手中的笔为穷苦百姓代言,揭露执政当局的黑暗,很快成为太平洋学会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

他多次来华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抗战全面爆发后,汉斯·希伯积极支持抗日斗争,到处筹募医疗用品并化装成医生,夫人化装成护士,将物品送给新四军,还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采访高层领导人,撰写大量报道发表在欧美报刊上。

皖南事变后,汉斯·希伯化装到达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一起参加了反日、伪军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战斗。他边行军边采访,写成了《我与抗战中的新四军》、《战斗在日本战线之后的游击武装力量》等通讯及8万字手稿《中国团结抗战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文稿经中共地下交通送达上海,再转寄海外,发表在国外杂志上。

1941年9月,汉斯·希伯到达山东,他在稿件中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把全国抗日军民的斗争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希伯顾不上拂一下身上的征尘,一到驻地,就立即投入了工作,夜以继日地采访、写作。他肩背装有地图、望远镜、搪瓷杯、毛巾的牛皮囊,活动在部队、村民中间。领导为了方便希伯采访,要把自己的一匹枣红马送给希伯,被他委婉拒绝了。希伯换上了鲁南特有的铲鞋,穿行在乡村和八路军驻地之间的土路上。他不仅采访党政军领导、战士和当地群众,还采访被俘日军,并且还参加夜袭战斗,实地观察战士们如何打击敌人、进行战斗,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等长篇报道。他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我——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日本占领区’自由自在地旅行,却在这个地区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却在这个地区到处瞥见日本‘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破裂的‘太阳旗’。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外国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事实的话,到了中国人民在某一天全部光复了自己的土地的时候,那些人会感到惊讶。”

在日军扫荡期间,山东分局机关为保护希伯夫妇费尽心力,可是,严酷的战事依然胶着不明,形势格外危险。想到希伯夫妇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力及地位,山东分局机关提出让希伯夫妇提前回上海的建议。希伯沉思良久,回答说:让秋迪先回去。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让我留下吧!希伯与爱妻依依惜别,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离别竟然是希伯和夫人的永诀。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其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万余人,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火田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

当时分局进行转移遭遇日寇围攻,战争从清晨打到了正午,又从正午打到了黄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八路军领导劝希伯离开,他说:“现在正是最需要我奋斗的时刻。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这天晚上,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将八路军一个连紧紧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拿起枪参加了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3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1分队先走,但他却悄然返身回到了战斗的岗位,后不幸身受重伤,血染沙场,直至最后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时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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