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公开反叛，挑起战端。播州之役历时114天，明王朝集四川、贵州、湖广八省之力，出兵24万，耗银约二百余万两，最终平定杨氏叛乱。但战争对明朝的各方各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军力和财力，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是明衰清兴的转折。

播州杨氏

至大明万历朝，杨氏在播州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传承了二十九代，历700余年。播州在贵州，四川交界之地，于唐代始设。杨氏先祖杨端，祖籍太原，因南诏国攻陷播州，杨端领兵收复，且在播州治政有方，颇得人心，故而杨氏一脉在播州落地生根。唐亡宋建，播州杨氏归附中央，于此置遵义军；到了元代，杨氏被封为“播国公”；大明洪武年间，杨氏再次内附，授播州宣慰使。至隆庆五年，杨应龙世袭父职。

相信对于土司的概念，大家都明白。其实就是元，明，清三朝对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集区，其原有统治文化的保留。因为西南，西北等地，民族结构复杂，道路艰险，社会经济效益低下，文化风俗迥异，中央政府很难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便往往对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的自治权。其推选出来的地方主官，中央授予官职，对辖区有世袭的统治权。

说白了，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其实有点类似农奴制度。土司对辖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治下再根据不同的世族影响力和实力进行类似的“分封”。比如播州杨氏的播州宣慰司，其辖区还包括两个安抚司，六个长官司。而六个长官司分别由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把持，即为“把目”——少数民族小头领。

明朝中央对于土司制度的官职，又分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品秩由从三品由高而低。在播州，杨应龙和这些小头领，即历史上的五司七姓，共同组成了播州的统治阶层。这就是大战之前，播州的政治格局。

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的爱恨情仇

历史上，任何一个集权封建王朝的中央，都是不甘心自己对所属领土的治权被打折。大明也一样。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承袭元代旧制，在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明廷对于取得这些地方的完整治权，以中央派遣流官，推行中原汉家之法，代替土司世袭统治的决心一直都在，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改土归流”。只是终有明一代，大规模的推广和施行条件一直没有成熟。

很多土司对于中央政府是又爱又恨。恨，是因为土司制度的存在，是建立在承认大一统的前提下。且中央对土司多有管束，时常要求进献，甚至经常会因为一些“小瑕疵”，直接推翻某个土司的统治，改土归流；而爱呢，毕竟承认了土司在地方的统治地位，拥有一定的治权和军权，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在辖区内繁衍生息，并且有中央在大局上的掌控，地方土司和土司之间关系相对稳定，并且在朝贡上，经济贸易上，颇有所获。

所以，很多地方的土司都会尽力和明廷搞好关系。事实上，在这方面，播州杨氏其实一直都做的不错。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开始，播州杨氏与明廷的关系其实一直很和谐，可以说双方都很注意彼此的面子。比如杨氏每年要去朝贡，去的晚了其所得赏赐就会被克扣。杨氏几次因为天气原因迟到，明廷也很少拿这个做文章，该给的照样给；播州杨氏有时候有点小动作，欺压下周边的部族，明廷也当看不见。有时候明廷要敲打下个别土司，播州杨氏总是积极响应号召，出兵出力。

甚至在战争爆发前，明神宗朱翊钧依旧对这杨应龙颇有好感，而杨应龙也的确非常识趣。《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四月，宣慰杨应龙地方进献大木七十根，内多美材，先经赏赐飞鱼彩段，加升职级亦云厚矣。要知道，宫里当时正缺木料修葺被大火焚毁的宫殿。万历十五年十月，四川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差长官何汉良等贡马二匹，庆贺万寿节。给赏如例。逢年过节，皇帝生日，送上好礼更是家常便饭。而在援朝抗倭战争爆发的时候，杨应龙曾主动表示过愿意带领五千土兵，赶赴朝鲜战场。

土司对于明廷，其实只有象征性的纳税义务，杨应龙的会来事，本质上还是从一个地方性土司讨好中央王朝皇帝的方向考虑的。杨应龙的出钱出兵，换来了明神宗的满意。杨应龙也非常得意。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播州杨氏将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做自己的“土皇帝”，平静安乐地繁衍生息。但为何双方最后却兵戎相见？

杨应龙的反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诸位如果翻看史料，会发现杨应龙的反叛，和播州五司七姓尖锐的矛盾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少数民族部族内部自己的权力斗争，只是杨应龙的手段过于刚猛，对五司七姓大开杀戒。同时，周边很多心怀不轨的土司对杨应龙的挑唆，导致事态一步一步升级。

五司七姓的族人逃离播州，跑到了贵州去告状,说杨应龙反叛。播州当时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四川，为何要跑到贵州？原因也简单，杨应龙和四川官场上的哥们混得熟啊，经常“礼尚往来”，而贵州官场杨应龙显然人头不熟。于是，四川官方给中央的意见是安抚杨应龙，贵州方面则把问题上纲上线，主剿。两省官方向中央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情一下子闹大了，杨应龙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然后中央就派官员来调查，当时给的结果就是罚钱了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杨应龙提出了要去朝鲜战场的要求。其实明廷也不想多事，一来，穷；二来，朝鲜那还打着呢，忙；三来，这事情其实就是播州的内部事务，犯不上大动干戈。可后来，新的四川巡抚上任，四川风云突变，一改之前的和谐，新巡抚上来就要对付杨应龙。杨应龙开始抗拒，这一抗拒，就把自己孤立， 等于同时对抗四川，贵州两省官场。于是，两省官场统一口径后，明廷绝对对播州杨氏用兵。

当时明神宗的原话被记录在《明实录》里：既不服堪问，难再姑息，该抚按官便宜擒治正法。既然杨应龙你抗拒，那便再难姑息，打吧。

这是史料里告诉我们，杨应龙反叛的过程。是不是觉得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杨应龙对五司七姓下手没这么狠，如果贵州官场没有向明廷告状，如果四川官场不换巡抚，是不是这场战争就能避免了？

播州之役的爆发是必然的

一：贵州，四川两省对于播州的垂涎

从贵州，四川两省对于杨应龙截然不同的表态，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明代，播州行政隶属的划分，有过几次变动。每次变动，贵州，四川两省的意见都无法统一，甚至播州自己内部的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其实原因也简单，大学士沈一贯和平乱将领李化龙在自己的上疏中分别写道：播中素称沃野，人人垂涎。其地东西南北可千里，西北堑山为关，东南俯江为池，林木蔚荟，田畴丰美，盖奥区也。

明白了吧，播州物产非常丰盛，不论是贵州，还是四川，谁要是拿到了播州，整个省的GDP就上去了。而且杨应龙的孝敬，也马上尾随而至。于公于私都能得利，自然要争取一番。地方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播州秩序的不稳，两省的扯皮，也把杨应龙推上了风口浪尖。

二：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

从建国始，明廷就非常重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对土司和土民的教育。明廷相应的举措有：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的公办学校；强制土司和头目的子弟入学；土司子弟可以进入国子监学习；给予土民一定的入学优惠等等。甚至为了照顾西南地区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明廷专门在贵州，云南等地开设单独的科考，以为少数民族的子弟提供更多的取士名额。

这一系列的教化举措，使得土司地区的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数量开始逐年递增，并且开始对土司制度的落后，愚昧与残暴产生了反感。本身是播州土司制度内部的统治阶层问题，五司七姓却直接跑到贵州告杨应龙谋反，这个做法其实就已经很汉化了。而事实上，杨应龙在播州之役中，大量用生苗作为军事助力，也侧面证明了明廷在土司地区推广儒家文化的成功。播州之役的必然性里，文化之间的对抗是一个隐形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播州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明廷必须强力弹压

播州的地理位置，接四川，贵州两省。与贵州相邻的，还有云南，亦有云贵高原这一地理名称。一旦播州生乱，进入贵州的咽喉便被切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势必人心不稳，直接影响云南的安定。而云南本身民族问题复杂，又是当时大明之于东南亚诸国的地缘屏障，如越南，缅甸与大明关系错综复杂，云南一旦生变，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播州的安定与否，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决定了明廷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强力弹压。而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在播州之役爆发的种种偶然性中，又埋入了事态发展的必然性，所以朝史暮想断言，类似于播州之役这样的内部平乱战争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播州之役战后，明廷善后里的必然因素

平定杨应龙的叛乱之后，明廷的善后工作里，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些引发战局的必然因素的身影。

改土归流——播州被划分为两处，一为遵义，隶属四川；一为平越，隶属贵州。这下好了，贵州和四川都吃到肉了，以后也不会因为播州的隶属问题再“大打出手”了。

拆除工事——播州地区的关防险隘的所有防御工事都被拆除。也是，中央直接接管了，流官开始接任，还要那些东西干嘛。同时，也是宣示着中央彻底解决了播州的隐患，四川，贵州，云南诸省对于播州不用再有提放之心。

丈量田产——丈量田产的目的，是为了核算出播州农民土地的具体产出。并且根据产出，分出等级，收取高低不同的税赋。以前明廷向土司要点东西，多少还要藏着掖着，现在好了，一道政令下达，什么赋税啊，马匹啊，石材，木材啊，当地流官通通往上送，再也不用拘着了。

设立学校——这一仗一打完，原先偏远的土司地区，对明廷在当地开设学校非常抗拒的少数民族部族，都纷纷主动要求明廷开设学校。胜利的影响是深远的，起码在中央对土司地区的管控力和影响力上，得到了大大的加强。诸如此类的举措繁不胜数，亦侧面再次证明了播州之役爆发的成因中，有大量必然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从战役的结果来看，播州杨氏的覆灭，大明24万大军的征调，两百余万两军费的消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动荡和屠戮，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但是从维系国家的后方安定，加强中央对土司地区的掌控等角度，这却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