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年，苏格兰作家亨利·麦肯齐出版小说《有情人》，在英国轰动一时。主人公悲伤的见闻和多愁善感的性格，令读者潸然泪下。然而在1886年版的《有情人》中，编辑却戏谑地列出了全书47处关于哭泣情节的页码，有些嘲讽的意味。同时期的达尔文也观察到“英国男人很少哭泣”。截然不同的现象，反映出18至19世纪英国人对哭泣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情感史研究的兴起，朱莉·埃利森、伯纳德·卡普、托马斯·迪克森等英美学者开始关注英国人的哭泣史。本文结合晚近研究成果，分析18世纪中期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哭泣文化”盛极而衰的原因和过程，揭示这一时期英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政治和社会局势等因素与社会情感之间相互作用、互为表里的关系。

18世纪既是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时代，又是崇尚情感的世纪。洛克、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弗朗西斯·哈奇森、休谟、斯密等思想家，不仅论证了人类的理解力源自包括情感在内的感官经验，还发现情感的产生依靠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转移和共鸣。沙夫茨伯里认为，人类具有与人为善的天性，面对不幸之人油然而生的怜悯之情乃是一种胜过理性思考的本能反应。休谟和斯密认为，同情心既是社会交往的途径和纽带，也是构成一切正义和美德的基础。因此，拥有丰富、敏锐和怜悯的情感被视为美德，成为这一时期道德家赞美的对象。作为表达悲伤、怜悯和感激之情的一种常见方式，哭泣被视为善良品质的体现。作家理查德·斯蒂尔写道，“眼泪不是懦弱的象征，真诚和善良的泪水不应该被耻笑”。牧师詹姆斯·福代斯指出，“同情的叹息和温柔的泪水”是文雅之士的标志。

对泪水的肯定并没有停留在哲学家的著作和小册子作者的说教中。18世纪中期兴起的感伤主义小说，将英国的哭泣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度。感伤文学根植于18世纪英国的善感文化和文雅观念中，尤其受到沙夫茨伯里“性善论”思想的影响，重视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强调道德的改进和与人为善的社交原则。感伤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是善良博爱、多愁善感的道德楷模。劳伦斯·斯特恩出版于1762年的《感伤旅行》是英国感伤小说的开山之作。主人公约里克神父在看望被心上人抛弃以致精神失常的玛利亚时，作者写道，“玛利亚任由我用手帕擦去她不断落下的泪珠，我擦了她的眼泪就忙着用手帕擦自己的，然后去擦她的，再擦自己的，再擦她的。而就在我擦着眼泪的时候，我感到内心生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感”。

《有情人》作为18世纪70年代英国最畅销的小说，短短20年，再版次数达12次以上，流行程度可见一斑。该书出版后，一位书评人写道，“如果不为其中的某些情节落泪，内心便是麻木的”。布特伯爵的女儿路易莎回忆道，《有情人》让她的母亲和姐姐痛哭流涕，这使当时年仅14岁的路易莎“私底下担心自己眼泪流得还不够”。诗人罗伯特·伯恩斯称，“《有情人》是除《圣经》之外我最喜爱的书”，因为它是“培养良好行为举止的完美范本”。伯恩斯的话揭示了感伤文学的社会功能：这类作品不但满足了英国民众的阅读乐趣，还为他们学习美德和积累社会经验提供了途径，它使人们相信哭泣是美德和良知的体现。18世纪后期，英国人经常不加掩饰地在书信日记中谈论自己和他人的泪水；报刊新闻和司法出版物也因其伤感的笔调和对哭泣的细致描述而变得日益煽情。罪犯声泪俱下的忏悔，甚至他们的身世都能赚取人们的眼泪。

当哭泣文化在英国兴盛之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英国社会对眼泪的态度发生了反转。这一转变与法国革命进程和英国国内舆论密切相关。在攻陷巴士底狱后的最初几年，英国各界都为法国革命流下了眼泪。革命的同情者面对摧枯拉朽的革命进程而热泪盈眶，保守派则为法国国王和贵族的失势哭咽擦泪，双方都指责对方的眼泪虚伪、危险和罪恶。保守主义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哀叹“曾经如同启明星般闪耀，充满生气、光辉和欢乐”的法国王后安托瓦内特，如今却被全副武装的巴黎市民拖出凡尔赛宫押回巴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想到王后的遭遇，“眼泪浸湿了我的稿纸”。同情革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抨击伯克“情感幼稚”，因为他可怜一个堕落的王后，却对受压迫者不闻不问。

随着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和雅各宾派掌权，英国社会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将肆意泛滥的眼泪和同情心视为幼稚的、可能引发道德失范和政治动荡的有害情感。他们认为，对“自然激情”的狂热推崇，不但使同情成为一切价值判断和政治行动的基础，还能激发人们对压迫者刻骨铭心的仇恨，因此成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英国主流社会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哭泣、怜悯和一切直抒胸臆的激情。英国作家海伦·威廉姆斯写道，“法国人在目睹不幸时经常以泪洗面。但英国人的性情更加宽厚温和，认为哭泣缺少男子气概”。反对哭泣，此时不仅是英国人面对法国这一政治敌国和文化他者的自然选择，更反映了英国人对激情和任何受激情支配的理念的否定。

随着英国在19世纪成为全球殖民帝国，哭泣文化进一步衰落。俯视一切的霸主心态，使英国人将泪不轻弹视为理性、文明和男子气概的标志，它符合英国作为世界帝国应有的威严形象，成为该时期英国情感体制的重要方面。在这种混合着爱国热情、帝国荣誉和殖民者沙文主义心态的情感体制中，流泪是非理性、未开化和软弱可欺的象征。“好哭的”殖民地人民成为形塑和反衬英国国民性格的“他者”，使英国人自觉地将哭泣视为“非不列颠的”标志。此外，“学会不哭”还成为维多利亚时期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儿童教育的一部分。这些未来将为帝国服务的孩子们从小被教导应“坚强隐忍，掌控自我，做情绪的主人”，甚至在遭受体罚时，他们也牢记“饮泣吞声是一种尊严”。

当然，历史的变迁从来都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即使在流行哭泣的18世纪，英国人始终被告诫不应在公共场合哭天抹泪；在泪水备受质疑的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中也不乏感人至深的情节。尽管如此，英国哭泣文化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在提倡自我克制的新情感体制下，眼泪被逐出公共领域，它躲入卧室、书房、日记、小说和剧院包厢这些“情感避难所”中，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独处时的低声啜泣。

（作者：赵 涵，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