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公共卫生治理灾难如一面照妖镜，使其国家治理的失败无所遁形。美国一些政客无法面对国家体制“病了”的现实，又无力使国家走出泥潭，于是为了政治私利，逆全世界合作抗疫的大潮而动，大搞污名化和甩锅战，企图通过转嫁危机，逃避自身罪责。

　　“国家能力衰败”的典型

　　2019年10月，全球健康安全指数对195个国家的流行病准备情况进行了排名，美国的准备良好程度位列第二。但当病毒真正来袭时，一个理论上的优等生却制造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大灾难。美国公民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都位居世界首位，疫情严重程度与其国力基础不匹配。集团利益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绑架，使美国成为弗朗西斯·福山笔下“国家能力衰败”的典型。

　　政客们自知罪责难逃，又不愿面对历史法庭的正义审判，于是干脆把自己打扮成法官，巧舌如簧编造谎言，试图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阴谋论把国内沸腾的民怨转嫁给中国。

　　世卫组织专家在赴武汉实地考察后发布了报告，明确指出“冠状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可能性极小”。这个可以还中国清白的报告，因为断了美国祸水东引的念想，招致美国更为疯狂的叫嚣。

　　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雷德菲尔德第一个跳出来，煞有介事地说自己“因为指出中国‘实验室泄漏’而受到来自美政府内部的威胁和排斥”。谁能相信，在特朗普政府反华风头正盛的时候，会有人敢出来指责这个“奉旨行事”的忠实鹰犬？随后，第一次调查的直接负责人福特被少数美国政客直斥为“共谍”。可怜此公曾经亲赴伦敦向英国首相约翰逊施压，要求英国“马上放弃中国华为技术”，就因为泼脏水不力转眼间就被换了身份。在这场麦卡锡式的污名化浪潮中，安东尼·福奇也未幸免。有共和党议员要求他必须辞职，原因是福奇被泄露的几千条信息中，有一条转发了“反阴谋论”的文章，还有一条显示他没有回复一个自称基因研究人员的阴谋论者的来信。

　　特朗普没泼完的脏水，被同样有甩锅诉求的新一届政府接了过来。于是，一些美国政客撕下伪装，不再重复大选时让抗疫“回归科学、远离政治”的承诺。一条“情报部门报告宣称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科研人员2019年11月患病住院”的旧闻被翻了出来后，至于美国情报部门当初已经调查了且什么也没查出来的结果，拜登并不在乎，要求美情报机构90天内再拿出明确的第二次报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要求在中国进行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民主党政府怂恿的所谓疫情溯源调查事实上比前共和党政府的泼脏水行径更为恶劣。一是根本说不出首轮调查在科学层面的不足在哪里，二是不在美国劣迹斑斑的德特里克堡做调查，反把“中国实验室泄漏”说的陈词滥调再次翻出，已经属于不加掩饰的政治毁谤了。

　　谁在捣乱，谁在帮忙，世界看得清楚

　　污名化中国可以转移美国国内的追责压力，但无法改善美国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少数美国政客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从事细致扎实的抗疫工作的本事，却总想靠歪门邪道摆脱困境。

　　疫情暴发之初，各国面临物资紧缺状况，美国不思动员国内生产，反而第一个跳出来对更虚弱的国家巧取豪夺。美国官员带着现金来到机场、港口和生产厂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要求生产商撕毁已有合同，把物资转让给美国。如果美元攻势不行，美国则干脆硬抢。中国捐给日本的试剂盒、小国巴巴多斯获援的20台呼吸机，都被美方扣押。

　　美国不仅在流通环节直接掠夺成品，对国际抗疫物资的生产过程也横加干涉。2020年3月18日，美国政府启动《国防生产法案》，要求美国企业优先完成联邦政府医疗物资订单。此举一下子打乱了医疗产品的国际供应链。美国的西方盟友们纷纷效仿华盛顿的做法，一时间各国壁垒森严，给国际抗疫合作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在物资紧缺问题逐渐缓解后，美国政府又掀起了“疫苗民族主义”的浪潮。凭借霸权和美元优势，美国短时间内囤积了比自身需要多10亿剂的疫苗。这些疫苗躺在成本高昂的仓库里，并非美国百姓真的需要多打几针，而是在其他抗疫措施一概不力时，政客们企图通过满库房的疫苗给国民制造虚假的安全感。在“世界领袖”的带领下，西方世界毫无必要地垄断了西方疫苗厂商2021年几乎所有产量，低收入国家仅获得了0.2%的份额，更有十几个国家迄今为止没有得到一剂疫苗。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自身疫苗供给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3.5亿剂疫苗，向88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并向多个发展中国家转移疫苗产能。中国光明正大的扶危救困之举刺激了美国的“玻璃心”，美国官员数次声称：“中国援助疫苗之举不符合美国标准”；各国应该等待美国完成本国居民接种后，再对他们展开“积极帮助”。直到6月11日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国际社会才在忍受了疫情一年半之后迎来了美国的“关心”。拜登宣布与其他国家合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为全球捐助10亿剂新冠疫苗。此举看似慷慨大方，实则口惠而实不至。联合国援助计划负责人洛考克指出，“这些零星、小规模的施舍根本不能称为一个严肃的计划。”原因何在呢？首先，西方国家囤积的大量疫苗已接近过期，这些疫苗如集中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公共卫生系统脆弱而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注射将十分困难。其次，以辉瑞产品为代表的西方疫苗，其储藏、运输和注射的成本都很高，美国主导的援助计划压根没提配套措施建设，其能发挥的效能必会大打折扣。再次，因为西方囤积疫苗过多过久，疫情在很多国家已呈蔓延之势，10亿剂疫苗在今天其实已经不敷使用。

　　美国制度失败的恶果不应由世界承担

　　面对疫情，美国频繁的甩锅、撒谎和推责，反映了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内部缺陷。少数政客、官僚与利益集团共同充当了抗击疫情不力的元凶。由于没有政治力量能够矫正其缺陷，制度失败的恶果被转嫁到无辜的世界人民身上。

　　美国制度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家无法弥合的政治分裂。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及繁重的经济复苏任务，一个社会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十分正常。美国的问题在于，社会阶层间、民众与政府间、经济界与医学界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社会自身无法调节的地步。社会的分裂诱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阴谋论四处泛滥，任何政策意见都会被反对派大肆攻击、激烈反对。特朗普政府时期，保守派认为疫情是民主党试图推翻特朗普政府的阴谋，迟迟拒绝承认大流行已经发生；自由派怀疑共和党借助疫情强化对权力的垄断，在街头、议会及各州和联邦政府展开全面对抗。拜登执政后，左右翼的位置颠倒了过来，但社会尖锐对立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美国虽然拥有雄厚的实力基础，但政治和社会分裂却使国家行动能力大受拖累，内耗成为美国特色的政治顽疾。

　　美国政治分裂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施政能力的严重退化。特朗普相信存在一个反对他的“深层国家”，因而在疫情期间大肆“清洗”能解决问题但可能反对他的专业官僚和技术精英。不愿意附和特朗普观点的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主任布赖特以及福奇等人被边缘化。尽管拜登执政后立即展开了对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清算，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撕裂已积重难返。白宫成了党派争斗的附属品。美国政府不仅不能回应社会诉求，反而成为无能政治的积极推手。

　　值此全球疫情持续肆虐的危急关头，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必须积极团结起来，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不仅要团结对抗新冠病毒，也要团结对抗美国炮制的“政治病毒”，唯有如此，才能共同拯救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作者：张微微，系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