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汽，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起点。

　　走在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上，毛泽东手书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连同庄重大气的一汽标志性建筑巍然矗立。这里，是中外游客来到长春的重要打卡地。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在此举行，开启了新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第一步。之后，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

　　回望新中国汽车工业创业之初，峥嵘岁月中很多佳话让人记忆犹新。这些创业之初形成的学习、创新、抗争、自强精神，不仅推动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进程，也不断激励着一汽人勇挑重担，努力肩负起“一定要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的时代使命。

　　抽调干部进工厂

　　集中力量办大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工业成为重要任务。中国人何时能开上自己制造的汽车，成为时代之问。

　　在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引领下，新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培育出一汽这个“共和国长子”。

　　快速建设一汽，最关键的是人才。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一大批高技术工人奔赴长春。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私企和公私合营企业支援一汽的技术工人就有近千名。同时，中组部抽调厅局级干部150余人抵达一汽。全国各地奔赴一汽的人才中，还有一批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

　　长春作为一汽所在地，也投入了巨大力量支持建设。长春市第一届党代会确定了“主动积极、尽先办理、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支援方针，1954年市政建设费用84%用于一汽，机关干部等3万余人参加了建设一汽的义务劳动。

　　各地不仅支援人才，还贡献了大量物资。当时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两三百个车皮满载着各种材料和设备，源源不断送到建设工地。

　　由于汽车工作专业性很强，在火热的建设现场，“不耻下问、不会就学”成为风气——这种学习文化如今仍在一汽延续。1954年起，为了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知识，一汽掀起了摘掉“白帽子”学习运动，专门设立了一个领导干部业余进修班，配备了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很多教师，先后有100多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学习。

　　补习班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学员早上六点半乘大客车来厂，七点准时上课，九点下课赶去上班，星期日就借用市内托儿所补习或由老师解答疑难问题，或者利用星期日做实验。就这样，不论严寒酷暑，他们风雨无阻，一共坚持了三年。

　　通过学习，学员们不仅初步掌握了汽车制造的基础知识，还学会了操作机床、干钳工活，许多女学员都学会了驾驶汽车。通过这次学习，这批从党政军各条战线调来的处级以上干部，逐步摘掉了“白帽子”，进而提升了一汽管理者的整体素质。

　　寒冬施工不间断

　　火车头成“取暖器”

　　1953年的冬季，一汽的第一个冬季施工期。12月的长春，冰封雪飘，气温动辄跌破零下三十摄氏度。

　　建设者们住在四壁透风的建筑工棚，作业时，头顶雪天，脚踏冻土，爬上30多米高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有的人手被冻裂出一条条大口子，用胶布缠起来继续干。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极寒天气里如何施工、确保工期，一汽的建设者们想了很多管用好使的办法。

　　塔吊车不能发动，司机就半夜爬起来，用炭火烘烤，确保上班时吊装作业不受影响；不能走结冰路面，工人们就用草甸子铺路，保障畅通无阻……

　　施工中，工人们刻苦学习，钻研技术，搞了很多技术创新。比如，大家摸索出用手识别砖的好坏，创造“双手砌砖法”，从每人每天砌砖六七百块提升到一两千块。

　　1954年下半年开始，一座座高大厂房陆续拔地而起，土建工作逐步由室外转入室内。

　　为了在20多万平方米的封闭厂房里开展规模更大的冬季施工，苏联专家基列夫提出用火车头取暖。

　　用火车头取暖？能行吗？建设者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可行。

　　决定一出，就有回声。铁道部专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8个蒸汽机火车头供一汽建设使用。

　　为配合火车头“取暖”，工地重新设计了管道系统，对蒸汽机车进行了改装，滚烫的蒸汽源源不断输送到施工现场。火车头变身超大暖风机，有力地保障了冬季施工。

　　当着厂长找厂长

　　功名利禄抛脑后

　　1952年4月，时任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主任的郭力被任命为长春汽车厂(后正式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他随即带领筹备组部分成员来到长春。

　　在市郊，郭力指着一片辽阔的庄稼地，兴奋地对前来报到的年轻人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建设我国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

　　新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汽车制造基地从原野上起步。创业初期，这里“一无人力、二无阵地、三无经验”，郭力求贤若渴，大量“招兵买马”。

　　正当大家在郭力的带领下热火朝天地筹建汽车厂时，他却有了“让贤”的想法。

　　这是为何？郭力曾告诉老战友文格，他想请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人当厂长，自己当副手。“中央决定汽车厂要三年建成投产，如能有一位熟悉东北情况，资格老一点、能力更强、位置更高的同志来当厂长，会更有利于调动各地力量支持一汽建设”。

　　为了把厂长“让出去”，郭力多次赴北京、沈阳，向党中央、东北局请调厂长。1953年初，郭力终于盼来了接替他的饶斌，自己“降职”为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饶斌抓基本建设，郭力抓生产准备；饶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郭力踏踏实实、认真细致，两人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三年建成投产的任务。“当着厂长找厂长”的故事，也成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创业史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饶斌和郭力，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相互信任，各展所长，成为很好的榜样。

　　榜样的作用也影响了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有的干部在原地方吃小灶、配专车，来到一汽后，一律到大食堂排队。

　　在党员干部和全体工人的努力下，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创业者们战天斗地。短短三年，一座现代化大型汽车厂拔地而起。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国产汽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揭榜挂帅”展红旗

　　改革创新争一流

　　解放牌汽车问世后，迅速成为中国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主力军，它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随后，一汽又于1958年先后研制出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东风牌轿车试制出来以后，为了让“红旗”轿车尽快问世，一汽采用了“揭榜挂帅”。时间短，任务重，一汽打破常规，张榜招贤。“红旗”轿车对标样车克莱斯勒2000多个零合件，不到几小时，就被大家悉数“揭”走。

　　第一汽车制造厂原总设计师刘经传回忆，当时不用一汽总厂下令，各个车间领导都抢着赶到设计处领任务，想做哪个，就把样车的零部件抱走。虽然现在看来不规范，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被时代精神鼓舞着，埋头苦干。

　　刘经传当时负责的是汽车底盘上配的液压自动变速箱，拆开一看傻了眼，里面要比机械变速箱复杂得多。他只知道有油管通进去，却不清楚这些零部件如何工作。

　　“必须弄懂，否则就是白费劲。”他说。巧的是，刘经传找到一本俄文书正好有相关章节讲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学习试制，他终于完成了任务。“做第一辆‘红旗’时，巧合事情太多了。”刘经传说。

　　废寝忘食，埋头苦战，一汽的工人们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1958年8月1日，一汽试制出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外形美观典雅，内外装饰富有民族风格。这辆车最大功率200匹马力，最高时速185公里。

　　然而，红旗品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近年来，“产品少，质量还不好”“红旗车何时驶入寻常百姓家”……中国一汽红旗等自主品牌发展问题常被质疑，改革的迫切性再次摆到了一汽面前。

　　创业时期形成的学习、创新、抗争、自强精神再一次激励着全体一汽人。

　　2017年以来，一汽推进内部改革，大幅度机构重组，大范围人事调整，全方位品牌重塑……改革后，一汽设立了研发总院等部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机制，员工工资直接跟其产品市场表现挂钩。一汽研发总院党委副书记王冬梅说：“技术好不好，市场说了算，一汽已形成研产销一条龙的体系。”

　　统计数据显示，一汽实行全员竞聘后，高级经理竞争上岗，平均年龄下降3岁，年轻干部占比提升13.3%。这些年，“与时间赛跑”已融入一汽人的血液。每当夜幕来临，一汽总部大楼经常灯火通明。很多“80后”“90后”被委以重任，在红旗研产销体系中挑起了大梁，年轻人更懂年轻人需求，红旗车受欢迎也得益于此。

　　改革激发了竞争意识，一汽员工更有干劲了。一些改革之后成为高级经理的员工说，通过多轮竞聘和引入外部优秀人才，打破了大家对国企“大锅饭”和“铁饭碗”的认识，让竞争上岗成为普遍共识，危机感也增强了。

　　几十年砥砺前行，“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中国一汽已构建了从东北到华北、华东，再到西南、华南的产业布局，红旗、解放和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等品牌享誉海内外，发展势头强劲，红旗品牌今年将向40万辆销量目标发起冲击。

　　从空白中走来，在努力中前行。根据《中国一汽2025战略愿景规划》，到2025年，企业将基本完成世界一流移动出行服务公司建设的主体工程，实现“再创一个中国一汽”的目标。

　　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徐留平表示，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在变革时代，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正在重塑汽车产业，唯有不断创新和汇集各方面优势资源，实现合作共赢，才能赢得未来汽车产业发展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