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这个百年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据此，建党百年的伟大业绩则可概括为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伟大斗争，使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巨变。在这从百年前开天辟地到百年来改天换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本文通过分析两个历史伟人就建党以来28年怎样革命救国谈点看法。

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建党初心是革命救国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立?一言以蔽之：救国！这是近代以来亿万同胞的心声。1840年鸦片战争，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经济总量（GDP）占全世界1/3的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一个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且雄踞世界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的伟大民族，居然沦落到了这样的境地，“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是孙中山先生对那时中国状况的描述。我们这个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是个不甘任人宰割、发奋图强的民族，怎能容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苦难深重的屈辱状况呢?绝不可能!

先进的中国人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在农民起义和君主立宪运动失败后，孙中山试图搬用资产阶级共和制救国，并在兴中会成立时破天荒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但是，即使在取得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后，仍没有改变苦难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民族千年盛世与百年衰败的变奏曲，呼唤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她接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接力棒，开启了救国的新征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由五四运动揭开的，但它的领导者是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救国革命艰苦卓绝斗争的28年。在这28年里，需要浓墨重彩书写的历史人物很多，但对于建党和救国两件大事而言，影响最大的当属陈独秀和毛泽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救国革命的胜利。　

二、陈独秀的救国初心与党的创立

陈独秀是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他5次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于1905年成立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进行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他创办《新青年》，高举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面大旗，率先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担当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起草并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一个著名教授奔走呼号，直接冲锋陷阵，他是唯一的一个。毛泽东非常敬佩地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被捕获释后，由李大钊护送离京，途中两人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在上海时，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上海工人宣言》，催生劳动者的觉悟，呼喊“劳工万岁”。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深入工人群众的淬炼，陈独秀的思想境界升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李大钊积极筹备建党。1920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不仅主持拟定宣告共产党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还大力推动建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闭幕，宣告党的正式成立。陈独秀尽管没有出席会议，但被大会选举为最高领导机构即中央局的书记。就革命资历、活动能力、个人声望和社会影响而言，这个职务非他莫属。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也是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最高领导人。在革命实践方面，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他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方面，他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在理论探索方面，他对中国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也有自己的贡献。比如，他提出“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的观点，强调“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他起草的中共二大宣言虽然对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前景没有明确认识，但指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这说明他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思考。事实上，在建党及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大革命后期，由于共产国际不主张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新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他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缺乏对复杂多变形势的正确判断，不善于应变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革命失败，导致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诚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陈独秀不是党的成熟领袖，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大革命的失败在那时难以避免。

三、毛泽东的救国初心与领袖风采

毛泽东与陈独秀就年龄而言相差14岁，但救国之志相同。“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毛泽东的初心。1920年，毛泽东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后来回忆这次会见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就此而言，两人可谓师生辈。但在建党以后的救国征途上，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年的毛泽东相比于陈独秀，有三大“长项”。这展现了他的领袖风采。

一是对中国农民问题特别关注。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有天然的厚爱之情。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又是农民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才能胜利，救国方能成功。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被誉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在1927年大革命紧要关头，如何看待农民运动，陈独秀、毛泽东持截然不同的态度。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致信中央，希望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却未予理睬。在党的五大，毛泽东邀集彭湃、方志敏等联名提交重新分配土地议案，陈独秀却未将议案提交大会讨论。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挽救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后，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认为只有先纠正“过火”行为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二是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马日事变后，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提出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在7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陈独秀在理论上也不否认武装斗争，还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是，自北伐以来，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运动方面，没有重视共产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的问题。湘鄂赣广大工农群众从溃散的敌军那里获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武装自己，他却反对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党的五大本来应当提出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有效对策，他的长篇报告却只有原则性意见，特别是对建立革命武装这个最紧迫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

三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国民党领导集团的认识比较清醒。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正在国民党中央担任代理宣传部长。该文对各阶级的状况和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党的政策态度作了深刻阐述，并对国民党右派言论给予有力驳斥。这说明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已有一定忖量。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他立场鲜明地与西山会议派斗争。但就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等表示了向新右派让步的态度。随后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毛泽东主张反击，通电讨蒋；但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主张妥协。对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陈独秀和苏联顾问也迁就赞同，但毛泽东拒绝签字。此后毛泽东的不少正确主张都没有为中央所采纳。中共五大对蒋介石集团的妥协和对汪精卫集团的幻想，使毛泽东预感政治风云将要突变，他的词作《菩萨蛮·黄鹤楼》抒发了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和要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四、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在历史转折关头，人物的命运瞬时转换，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领袖气概。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在奉命攻打长沙失利后，他率领起义军上井冈山创建党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为革命救国指出正确方向。

毛泽东靠什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崭新道路、三个主要法宝。

一条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就是证明。在城市，反革命势力强大，革命力量弱小，不可能战胜敌人。相反，在偏远农村，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广大贫苦农民拥护革命，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能够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发展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有较大的地域空间和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打破反革命的“围剿”。毛泽东与朱德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一年多后，下山创建了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在严酷的反“围剿”战争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10年土地革命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搏杀而发展革命救国道路的战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这条新道路的不断深入和广泛展开。历史证明，这条新道路是中国革命救国的唯一正确之路。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

三个主要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说，这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历史经验使我们懂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那时是从归纳的角度讲三大法宝的。这里换一个视角，从三者的逻辑关系进行叙述。这三大法宝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如鸟之主体与两翼的关系。党的建设是主体，它是领导那两翼的。只有党的领导正确，两翼才能展翅高飞。党的建设越巩固，党的领导就越能统帅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使其成为战胜敌人的利器。

1.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是我们党以思想建党为核心的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缔造者。邓小平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1929年古田会议开创思想建党的先河，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古田会议确定的原则，很快贯彻到红四军中去，在其他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既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人生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核心地位后，党摆脱了绝境，领导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不断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随着全民族抗战爆发，为适应新的形势，党的队伍空前壮大。至1938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增加到50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大党。但是，党担负的艰巨抗战任务需要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思想素质。从1941年初夏开始，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教育广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平台。经过整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建设得到空前加强，党的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广大党员强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鲜明地展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次整风对于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党的建设有了这样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才有了重要的组织保证。解放战争中，也是因为有一个坚强的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仅用一年时间就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三大战役决战胜利后，他开始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怎样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粹性，始终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救国胜利的最重要的法宝。

2.关于武装斗争。中国革命要胜利只有一条路，即搞武装斗争，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孙中山为此百折不挠，愈挫愈坚。毛泽东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大革命紧要关头主张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大革命失败后，毅然拿起枪杆子，同反动派进行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并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为什么能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党的武装斗争也有三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人民战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抗战伊始就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独立自主作战。在敌占区，广大农村始终掌握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人民军队手中。正因为如此，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最后承担了对日全面反攻的作战任务。第二大法宝，是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始终实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既有游击战，又有运动战。抗战初期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平型关战役和抗战中期威震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百团大战，就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的典型战例。当然，基本的、主要的战法是游击战，这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也是我军的独特优势。所以，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广泛而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它更是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发挥了中坚作用。第三大法宝，党领导人民军队不断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为坚持人民战争的基地。抗战初期，在华北地区实行战略展开，不断建立敌后根据地作为进行游击战争的依托和开展人民战争的载体。至1945年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这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的最后比拼。历史的发展比党的预计快许多，只用了3年时间就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值得大书特书的有两大战事。一是毛泽东率领800壮士转战陕北，与敌周旋，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两个窑洞）指挥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除决策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逐鹿中原、实行战略反攻外，还指挥西北战场、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和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等，使中国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基于这种情势，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二是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尽管那时国民党南京政府还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和2/3的人口，但党中央看透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虚弱实质，决定发动震惊世界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历时142天，歼敌154万，奠定了救国胜利的坚实基础。百万雄师过大江，秋风扫落叶般地歼灭了国民党残余部队，实现了全国的解放。

3.关于统一战线。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党逐渐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丰富经验来处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系。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根据两国三方（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关系不断变化的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抗战伊始，党就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抗战相持阶段，党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陆续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这包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各项既团结又斗争的具体策略。特别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团结国民党坚持共同抗日起了重要作用。党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战大局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的恶化而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了重要准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仰仗美国支持，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我们党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进行自卫反击和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了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建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号召。自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入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百年建党，革命救国具有深厚的奠基性。没有28年的救国革命胜利，就没有后面的一切。没有毛泽东来领导革命，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伟大的新中国，揭开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抚今追昔，建党不能忘记陈独秀，救国革命胜利决不能忘记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第一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