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之战是发生晋国四大卿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之间发生的一场兼并战，最终导致晋国的执政大臣智伯兵败身亡，智氏领地也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后来他们又开始瓜分晋国的土地，从此，中国历史由春秋时代逐渐过渡到了不以道义为重、而以成败论英雄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452年，晋阳城外一片汪洋，赵襄子站在城头看着不断上涨的水位黯然无语，大水已经淹过了城门，漫过城头涌入城内不过是只是时间问题，他仿佛已经听到了夯土城墙崩塌决口的声音。此时的西山脚下，智瑶正在举目远眺，远处的晋阳城犹如怒海中的孤岛，城破已是指日可待，他眼前又浮现出11年前赵襄子那张被沷了一脸酒之后愤怒得扭曲的面庞。

晋国曾是烜赫一时的五霸之一，但是，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公室衰微，国君的权力逐渐被几个正卿及其代表的贵族集团掌控，赵襄子与智瑶均位列其中。几个正卿家族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也在无时不刻地进行着，智氏家族逐渐占据上风之后，智瑶开始了兼并其它三卿的步骤。公元前453年，他以恢复晋国霸业为名向其它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迫于智氏家族的强盛，都交出了一个万户之邑，只有赵襄子断然拒绝。于是，智瑶以此为借口统帅韩、魏两家军队攻打赵氏家族。这场战争看似只是晋国的一场内战，但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最终奠定了三家分晋与战国七雄，而部分史学家认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正是三家分晋。

做为两个黄金家族的掌门人，赵襄子与智瑶的恩怨情仇已经纠缠了多年。智瑶，也被称为智伯，当年，智氏家族准备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时，曾遭到家族内部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智瑶虽然才干过人，极具个人魅力，能够吸引豫让等一大批追随者，但他却有着致命的人格缺陷，对此，《左传》用两个字做了极其准确的概括，那就是“贪”而“愎”。德与才之间，智氏家族最终选择了后者，定立智瑶为继承人。

对于以庶子身份上位的赵襄子，自诩根正苗红的智瑶从不掩饰他的歧视和鄙夷，任性地暴露着他的骄横与狂妄。公元前468年，智瑶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包围郑国都城，智瑶让赵襄子率先领军攻城，赵襄子则以外交辞令推脱，请智瑶出兵，能言善辩的智瑶在此时却直接了当地将赵襄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你相貌丑陋，懦弱胆怯，赵简子为什么立你为继承人？”赵襄子回答道：“我想一个能够忍受污辱的继承人对赵氏家族并没有什么坏处吧。”四年之后，两人再次一同率兵讨伐郑国，酒宴之上，智瑶带着几分醉意向赵襄子灌酒，遭到拒绝之后，竟将酒杯扔到了赵襄子的脸上。对于那个时代的贵族而言，这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赵襄子的部下都要求杀掉智瑶以维护自己的尊严，赵襄子却说：“主君之所以让我做继承人，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够忍辱负重。”

赵襄子为了顾全大局虽然能够保持克制，但内心的愤怒不言而喻，否则后来他怎么会用智瑶的头颅来做酒具，若非刻骨铭心的仇恨，他又何必用如此极端的手法去报复一个已经身败名裂的人呢。

面对三家联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赵襄子想起了父亲赵简子生前的训诫：晋国有难，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于是，他率军避敌锋芒，退保晋阳。晋阳城由赵简子一手创建，它远离晋国的统治中心和其它正卿的势力范围，成为赵氏家族的战略后方。正是赵简子的远见卓识与未雨绸缪，两次挽救屡经苦难的赵氏家族于倒悬。公元前497年，晋阳城刚刚建成不久，晋国正卿之间就爆发内战，赵简子率军退守晋阳，最终反败为胜。

经过赵氏家臣董安于、尹铎多年的竭心经营，加之实行宽恤的仁政，晋阳不仅城坚壁厚，而且民无二心。退守晋阳的赵襄子担心兵器储备不足时，向家臣张孟谈问计，张孟谈说：“当年董安于修筑晋阳城时，用荻蒿等植物主竿做墙骨，用铜柱替代木柱，将它们挖出来后，正好用来制造箭杆和兵器。”董安于在六十年前的深谋远虑再一次帮助了赵氏家族，因此，三家联军围攻晋阳一年而未能破城。

久攻不下，智瑶借山洪暴发之机决开晋水冲灌晋阳，晋阳周边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水位持续上涨，一直淹到距离城头三版也就是大约两米的地方。虽然坚固的晋阳城在洪水的浸泡下依然屹立不倒，城墙也没有出现担忧中的崩塌和决口，但城外的水还是从封死的城门渗入了城内，以致城内一片泽国。大水漫进了百姓的居室，做饭的灶膛里蛙虫滋生，百姓只得悬釜而炊，也就是将锅具悬挂起来烧火做饭。

晋阳只是一座周长四里的小城，物资储备尤其是粮食储备难以支持长期围困，到了战争后期，城中粮食匮乏，一些断粮的百姓甚至易子而食，尽管如此，却民无叛意。悬釜而炊的决绝，易子而食的惨烈，证明了这场战争的悲壮与残酷。从公元前497年建城伊始的的晋阳之战，到1949年的太原战役，太原2500年的建城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长年的战争也铸就了太原百姓的勇武、坚韧、忠诚的风骨和群体性格，水灌晋阳之战，正是这些珍贵品质养成的开端和首秀。

踌躇满志的智瑶以为胜利指日可待，在与韩康子、魏桓子视察水情时忘乎所以地说：“我今天才知道水也可以亡人国呀。”韩康子与魏桓子相顾无言，但彼此之间却心领神会：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灾祸迟早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晋阳危在旦夕之时，张孟谈自告奋勇，深夜缒城而下，乘一叶扁舟潜入韩、魏两家军营，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赵氏灭亡之后，接着就会轮到韩、魏两家。阵前倒戈与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竟然是如此迅速而又简单地在一夜之间完成。

当智瑶沉浸在吞并三家、独霸晋国的美梦之中时，韩、魏两家已经杀死守堤军士，掘开另一侧的堤坝，使晋水倒灌智瑶军营。在赵、韩、魏三军的夹击之下，智瑶一败涂地，倾刻之间从成功的巅峰跌入为千古讪笑的谷底，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一向贪杯的智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头颅被赵襄子砍下之后，漆成了酒具，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做成了夜壶。无论酒具还是夜壶，这都是赵襄子对当年之辱的一种极端的报复。

水灌晋阳之战以后，晋国实际上已分裂为赵、韩、魏，但晋公室名义上还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候，这就是三家分晋。

晋阳之战的总体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相当突出。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标志着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

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在这方面，晋阳之战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意义。它以智氏向韩、魏、赵勒索土地而开始，又以三家瓜分智氏土地而告终；智伯胁迫韩、魏与己联合攻赵，是用三分赵地为诱饵；而赵襄子策动韩、魏倒戈，也是以瓜分智伯土地为条件。

由此可见，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春秋时代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的残酷一面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这是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象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在当时，军事威慑要多于会战，《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伐交”之基本含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威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慑之法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已的条件而屈服，乃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

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坐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较为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方式。

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在晋阳之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智伯决晋水灌淹城池，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势力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韩、魏击败智伯瑶军以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战场上曾经有过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战不逐奔，诛不填服”的贵族高尚风度，早已被弃之如敝屣了。

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只有惨绝人寰的血腥，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所以，无论是从战争的目的看，还是从战争的手段看，晋阳之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标志着战争历史行将打开崭新的一页，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开始全面上演了。

晋阳之战是一个具有标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代表了春秋时期最大霸主晋国被赵、韩、魏三家瓜分的政治局面的开始，也意味着经历两百五十八您的春秋时期落幕，秦、齐、楚、燕、赵、魏、韩等战国七雄的时代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