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在中国的传播和种植
古今中外,人们驯化栽培的棉花一般有四个品种:亚洲树棉、非洲草棉、中美洲陆地棉和南美洲海岛棉。根据史料记载,较早进行栽培并向外传播扩散的是亚洲棉。1929年,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地区发现了公元前3250年至公元前2750年间的三件棉织品残片,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棉纺织物。公元前6世纪,印度棉纺织品被销往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希腊商人再将这些棉纺织品从埃及和波斯贩运至欧洲,罗马商人后来也参与其中,使得棉纺织品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层垂涎的物品。
亚洲棉传入中国,是棉全球传播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文献与新近出土的资料,可以大致确定木本多年生亚洲棉传入中国的历史。在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时期,棉花及棉织品开始传入中国。公元前3世纪《尚书·禹贡》中“扬州”一段写道“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卉服”“织贝”很有可能为棉纺织品。“吉贝”“古贝”“劫贝”等多为我国古书对棉花的称呼,直至今天南方一些农村地区仍将棉花称为“吉贝”。而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载:“武帝末珠崖(今天海南岛)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其他史料也表明,西汉时期海南岛居民已经开始种棉织布。关于棉花的传播路线,有学者推断亚洲棉最早自印度经陆路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不过棉花传入中国后并没有大范围普及,仅在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省份种植。
宋末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黎族人那里学习了纺织技术。技术的传授、工具的革新,使得元代棉花种植在江南地区快速推广。元代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疆域广阔,政府重视农桑,棉花种植也完成了由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黄河流域的空间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政府设置了木绵提举司,征收棉花、棉布作为夏税。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棉花,是我国最早大规模征收棉赋的开始。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统治者“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这说明在元朝时,棉业已经覆盖了长江流域及华南的广大地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宋书籍中最早出现“棉”字,意指木绵。至元明时期,“绵”与“棉”多通用。到清代,棉或棉花最终成为习惯用语。关于棉花种植情况,元以来的诸多农史文献,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皆有详细记载,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棉花种植“寸土皆有”。
晚清时期尤其是到20世纪以后,亚洲树棉和非洲草棉(公元2世纪沿陆上丝绸之路自印度传入,来到新疆、陕甘地区,传播仅限西北地区)因绒长度偏短逐渐被市场淘汰,美洲陆地棉和南美洲海岛棉则因绒长质优取而代之。美洲陆地棉自1865年被引入到我国后,经过数次改良,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最主要的棉种。其中新疆棉区不仅是我国最主要的产棉区,而且是世界上顶级优质产棉区。高度机械化、智能化、规模化、产业化和环保化的新疆棉花对世界棉花产业链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与印度、美国并称世界三大棉花生产国,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费国。
欧洲社会对棉花的认知与引入
当棉和棉织品在南亚和阿拉伯世界被广泛种植和传播之时,欧洲社会对棉的了解依旧处于想象阶段。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印度有一种奇怪的树,可以长出羊毛。在罗马人的世界里,棉似乎是一种离奇的材料,不仅仅因为它天然柔软而轻薄,而且因为长出棉的树木颇为古怪。甚至在欧洲,有人把棉花想象成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一种不需要吃草就能长出羊毛的羊,有人把这种“植物绵羊”称为“菜羊”,“菜羊”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体。
棉花最初传入欧洲是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半岛扩张的结果。到公元950年,一些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城市如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巴塞罗那等有了棉纺织业。11-13世纪延续200余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使得欧洲人深入到阿拉伯世界的棉花生长带。欧洲最早的非伊斯兰的棉花产业中心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如米兰、博洛尼亚、威尼斯等,其中威尼斯是欧洲第一个棉花集散中心,长期以来支配着地中海世界的棉花贸易。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棉花产业不仅可以十分便利地获取来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优质原棉,而且也有机会接触到亚洲高超的纺织技艺和先进的纺织工具。
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不同物种在全球的交流。来自墨西哥南部高地的陆地棉(高原棉),因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开始了自新大陆到旧大陆的传播历程。美洲原住民不仅向世界贡献了重要的粮食作物马铃薯、玉米、番薯等,而且还为人类贡献了舒适保暖的棉织物。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曾这样记载,当他们到达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地方时,当地人穿着棉织品,染着各种颜色的棉线被织出漂亮的花纹和图案,而且他们“把棉线团赠送给我们做礼品”。这是欧洲人最早对美洲棉的明确记载。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几百年中,美洲陆地棉以其绒长优势迅速在世界各地得到栽培和种植。
新航路的开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为亚洲棉的进一步对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欧亚贸易成为仅次于大西洋贸易的重要商贸路线,充满异域风情的亚洲物产如香料、咖啡、印度棉布、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等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深受欧洲社会各阶层喜爱。17世纪末,印度出口到欧洲的棉布,引发欧洲社会的“棉布热”。整个18世纪,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纺织品供应地。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棉纺织业技术发生明显变革,资本主义工业棉开始代替农耕时代手工棉。正如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指出的,棉的资本主义化彻底改变了棉花的命运,讲述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棉花帝国兴衰的故事”。棉花和棉织品被纳入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将世界不同文明区域紧密连接成一个“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经济网络。意大利学者乔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则展示了从前工业化时代“离心”体系下的“旧棉纺织体系”到工业化时期“向心”体系下的“新棉纺织体系”的转换,也就是前工业化时代由印度主导的第一次棉纺织革命到工业化时代英国主导的第二次棉纺织革命的转变,意味着世界财富在不同地区出现新的分流。
洁白无瑕、轻薄透气的棉花,向人们提供了舒适柔和的棉织衣物,满足了人们御寒保暖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大航海时代以来,棉花及棉织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对新旧大陆不同文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法国作家埃里克·奥森纳总结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是围绕棉花的种植、采摘、纺纱、织布自动形成的……要了解世界化,要了解昔日的世界化和今日的世界化,不如研究一块布片。”可以说,棉花及棉织品的全球传播,书写了一部棉与人类互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文化交流史。
(作者:曹瑞臣,系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