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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探秘早期人类文明
孟图神庙所供奉的孟图神是战神,其形象为鹰首人身,是古代埃及宗教中最古老、最重要的神明之一,也是古埃及首都底比斯地区人民信奉的主神。孟图神庙的兴衰与演变,直接反映出孟图神信仰在古埃及宗教思想中的变化,也与古埃及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对孟图神庙遗址的探索是解读古埃及文明以及早期人类文明的一次重要机会。
在这片蕴藏着人类文明奥秘的宝藏之地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自2018年起就在此地开展了联合考古发掘,联合考古队近日还发布了阶段性成果报告。此次联合考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科研团队在古埃及文明腹地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今年以来,联合考古工作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新挑战,但在中埃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考古挖掘工作克服疫情影响,已经进入重要的遗址发掘阶段。此次联合考古也成为中埃双方人文合作的新亮点。
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笑冰介绍称,到目前为止,中埃联合孟图神庙区考古发掘项目已经进行了两个工作季度的清理和发掘工作。
在2018至2019季度中,考古队主要针对神庙区范围进行清理,包括除草、拆除残破的晚近建筑、移除以前发掘工作形成的堆土等。同时也新建了项目组的工作区域,为项目的后期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联合考古队还对神庙区及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踏查,初步掌握了遗址范围内建筑遗迹的分布情况、保存状况、已经出土的带铭文或刻划的建筑构件的保存情况等,对相关建筑进行了三维建模和测绘。
进入2019年,真正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在2019-2020季度,发掘工作分两个区域进行。第一个区域主要是针对遗址西南部分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的发掘,完整揭露了六座神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墙等附属建筑,获得了一批包括石雕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在内的重要遗物,为研究古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补充了新资料。第二个区域主要针对遗址东部的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接合部开展工作,发掘区内出土了泥砖垒砌的墙体和地面,在泥砖上发现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印记,为确定孟图神庙的建筑年代提供了确切证据。
为了解整个遗址的形成过程,考古队在第二个区域内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发现了古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初步了解了这一地区古埃及人行为方式的演变。考古队还对建筑物表面的铭文、刻划与法国学者已经发现并收集的建筑构件进行了研究并做系统记录,完成了第二和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加固、出土遗物的清洗修复,完善了遗址文物的保护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考古队中方人员积极同埃方沟通协调,采取多种措施,与我驻埃及使馆保持联络,获得疫情最新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把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为应对疫情威胁,考古队减少了工人数量,只在关键区域保留少数工人做必要工作,给全体工作人员配发口罩并要求保持工作距离,还取消了一部分学术活动,避免聚集。在日常生活中,中方考古队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外出。
融合中埃考古特长
在两年多的联合考古工作中,双方考古队共同合作,相互介绍对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增进了相互了解。贾笑冰表示,“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深友谊”是双方合作的基本方针。为了更好地沟通,考古队坚持每周利用周五的休息时间,请埃方成员给全体中方成员教授基本的阿拉伯语,中方成员也教会了埃方成员一些中文的日常用语。
在学术合作方面,贾笑冰认为,中国的发掘记录系统和埃及传统的考古学有着较大不同。为了更好地完成发掘研究工作,中国考古队在充分了解埃方想法的基础上,整合了两个系统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召开了双方工作会议,结合野外实地讨论,几易其稿,最终达成了工作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也让双方学者加深互相了解、结下深厚友谊。
贾笑冰认为,中埃两国均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形成机制方面又有所不同。这决定了两国考古研究在理念、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从中原中心论向满天星斗、重瓣花朵论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各自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机制和特点,时间点也有所不同,但这些文明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多样化、研究手段更为丰富。近些年,随着学科发展,众多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特色,这些都是可以逐步运用到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优势。
而从学科传统来看,自从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石碑和圣书体文字、建立埃及学以来,由于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字资料,因此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研究。贾笑冰指出,相比之下中国更主要使用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他希望今后中埃双方能把这两种传统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埃及考古学发展。
贾笑冰认为,此次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考古学首次进入世界另外一个古老文明腹地从事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认识客体的角度讲,研究埃及考古学和古埃及文明,对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形成具有较大参考意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认识主体的角度讲,真正在实践中了解另一个学术传统和系统,对中方自身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本报开罗8月16日电 本报驻开罗记者 肖天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