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为地中海第三大岛屿，北临土耳其、东望叙利亚、南接埃及。该岛毗邻欧亚非三洲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古代东西方商贸和文化往来的枢纽，并为地中海不同区域间多维度的交流提供了便捷通道和广阔空间。
凭借着美索利亚平原盛产的谷物、铜矿以及凯里尼亚与特鲁多斯山脉丰富的森林资源，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公元前两千纪，塞浦路斯便与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希腊等地建立了商业联系。到了几何陶时期（公元前11世纪中期至公元前8世纪中期），该岛与地中海临近地区的经济交往更为密切，并在叙利亚的特尔·谢赫·优素福港口、阿姆利特、西里西亚的塔索斯以及小亚细亚西南的罗德岛设立了自己的商业据点。在古风时期（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5世纪前期），塞浦路斯成为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重要中转站与货物集散地。多条商路均途经该岛，向东拓展至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商业据点，向南抵达埃及三角洲，向西经罗德岛到达优卑亚、彼斯库塞、迦太基、撒丁岛。贸易路线的互通与汇集，使塞浦路斯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叙利亚—巴勒斯坦文明、赫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波斯文明区域联系起来。来自近东的手工艺品经塞浦路斯源源不断地运往希腊及西部地中海地区，希腊本土及小亚细亚地区殖民城邦生产的农产品、贵金属、手工艺品及纺织品也经由塞浦路斯出口至东方。考古学家们在塞浦路斯岛沿海地区发现了来自地中海不同区域（利凡特、埃及、小亚、爱琴海）的双耳陶罐，它们见证了塞浦路斯古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到了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早期至公元前4世纪末期），塞浦路斯成为从地中海东岸波斯统治下诸行省（如小亚细亚、埃及等地）至雅典谷物运输的重要停靠点，东部沿海城市王国如萨拉米斯与克提昂等凭借着自身的区位优势，也成为了东西方各地的商旅和其他各阶层群体纷至沓来的汇聚之地。
除了海上贸易的影响外，安纳托利亚移民（约公元前2500年）、希腊移民（约公元前1400年、前1200年）与腓尼基殖民者（公元前10世纪末至公元前9世纪初），以及外来势力的轮番统治（亚述、埃及、波斯），均深刻影响了塞浦路斯的历史发展，使其呈现出东西方文化元素并存的特征。这一点在晚期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手工艺品与古风、古典时期的宗教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考古研究表明，在晚期青铜时代的末期，塞浦路斯的陶器式样与装饰风格受到了希腊与近东文化传统的双重影响。英国考古队在岛上距离帕福斯市十六英里外的库克利亚村落墓地中发现了一个过滤壶，壶上所绘鸟类图案在罗德岛与希腊本土的陶器中均有发现，该滤壶在设计时将近东酒具中的典型器物（过滤器与壶）融为一体，这一形制在利凡特文化中颇为常见。除了陶器，考古发现的青铜小雕像与象牙制品也为我们提供了塞浦路斯晚期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汇并存的重要实例。恩科米遗址曾出土过一尊铜铸羊角神小雕像，现藏于塞浦路斯尼科西亚博物馆。依据贝鲁特美国大学考古系教授希尔加·塞登与特拉维夫大学考古学者奥拉·内格比的考证，神像姿态与利凡特地区出土的许多展现攻击姿态的小雕像十分相似，羊角神所戴胫甲与左手所持盾牌分别展示出爱琴文明与赫梯文明影响的痕迹。来自于库克利亚—埃芙雷蒂遗址的一枚象牙镜柄的装饰图案是身着爱琴式样短裙的战士手持武器攻击一头侧卧的雄狮，而战士刺杀动物或神兽的主题在近东艺术中具有浓厚的传统。这些制品是爱琴文明、利凡特文化元素不断渗透并逐渐与塞浦路斯本地文化传统在公元前12世纪交流融汇的典型产物，此种“文化相遇”现象的出现，与安纳托利亚移民和希腊移民到来后岛上多元族群共栖的社会互动密切相关。
东西方文化元素并具的特征同样体现在古代塞浦路斯的宗教领域。对古风时代第二阶段（公元前7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早期）到古典时代初期（公元前5世纪早期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岛上多处神庙、圣所、王宫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宙斯、雅典娜、阿尔忒弥斯、阿波罗、赫拉等奥林波斯诸神与在埃及宗教中作为统治者王权象征和铜矿制造业保护神的哈索尔女神均受尊崇。在来自克提昂、帕福斯、拉庇托斯的腓尼基人献祭铭文（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人们将全岛广泛崇拜的阿芙洛狄忒与腓尼基女神阿施塔特相等同，将胜利女神雅典娜与腓尼基女神阿娜特相等同。依据伊达利昂与塔玛索斯城市王国的双语铭文记载,纪念奥林波斯神阿波罗与腓尼基神勒塞普的祭仪在同一地点举行,两大祭仪名称(“阿拉西欧塔斯”与“埃雷塔斯”)分别拥有阿尔卡多—塞浦路斯方言与腓尼基字母的两种书写形式。萨拉米斯城市王国纪念狄奥莫得斯的祭仪则融汇了近东与希腊的文化元素：依据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斐利乌斯的记载，献祭仪式于塞浦路斯历法9月23日—10月23日（相当于公历7月24日—8月22日）在祭祀雅典娜的神庙里举行，献祭者被矛刺死、尸体被焚烧，这些仪式都与闪米特的宗教习俗拥有许多相似之处。
东西方世界的早期交流除了和平友好的贸易往来与跨区域的文化互动，还伴随着一些外交冲突。古代塞浦路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了希腊、腓尼基、亚述、埃及、波斯及罗马等多方外来势力觊觎的对象。尤其在古典时期，塞浦路斯在希腊与波斯的博弈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一次希波战争结束后，塞浦路斯成为波斯军队的驻防地，而占据该岛对希腊人获取爱琴海霸权以及进一步使小亚诸邦摆脱波斯统治至为关键，希腊联盟将进攻的触角伸向塞浦路斯，并因此与波斯的政治利益产生冲突。在塞浦路斯之战（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80年）爆发前后，希波双方采取的军事行动充分体现了该岛在两大势力的政治较量中具有的价值。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清楚地意识到，控制塞浦路斯对于帝国维持在小亚的统治至关重要，他接受了索利、阿玛索斯、克提昂城市王国的求援，并命令卡里亚总督赫卡同努斯统率一支海军舰队于公元前391年底抵达塞浦路斯，阻止萨拉米斯城市王国君主埃瓦戈拉斯一世向全岛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而雅典城邦则在塞浦路斯之战爆发后提供了10艘三列桨战舰，并于公元前387年春派遣雅典名将卡布里阿斯指挥10艘舰只、800名轻盾兵与若干重装步兵攻占了与波斯交好的克提昂王国，从而为埃瓦戈拉斯一世的政治扩张行动提供了军事支持。
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发展使塞浦路斯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的中介，多元文化要素的交汇并存赋予了塞浦路斯本地文化传统融合东西方的双重面向，该岛在东西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从青铜时代至公元330年罗马统治结束，塞浦路斯在上古时期约2800年的发展史为我们探究人类早期文明的交往与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考个案。
(作者：何珵，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