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瑜

近日，一套13卷17册、从远古到清代、装帧一新的《中国断代史系列》面市，引发许多读者关注：这套绝版多年的经典之作，再次以完整面貌出版，圆了许多读者收齐全套的心愿。

《中国断代史系列》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几代编辑接力半个多世纪完成的系统工程，是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萧克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并列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几大标志性史学工程之一。

作为这套经典著作再版的参与者，笔者为能参与其中而深感荣幸和自豪。

启动于半个多世纪前

这些书内容简明、文字流畅，体现了新的唯物史观，具有向大众普及知识的显著特点，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滋养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学子

早在1953年，出版一套由当代一流学者撰写的断代史，列入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为此，我社约请杨宽、王仲荦、胡厚宣、邓广铭、王玉哲等当时的全国各地学术精英担任作者，他们也都怀着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

1955年，我社首先出版了杨宽的《战国史》。这一著作源自杨宽先生20世纪40年代开始进行的战国史研究。他在对战国相关史料，包括重要地理文献和新出简牍帛书、铜器铭文与石刻等全方位加以收集和考订的基础上，以如椽的史笔，展现出战国这一“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历史长卷，受到学界和史学爱好者的普遍欢迎。

随后，我社于1957年出版了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和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1959年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国上古史纲》，1961年出版了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当时适逢“向科学进军”的热潮，这些书内容简明、文字流畅，体现了新的唯物史观，具有向大众普及知识的显著特点，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滋养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学子，尤其是《战国史》，一印再印。

这些，都成了《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起点。

不断更新，不断补充

时年已86岁的王玉哲先生在写了50余万字时不幸右胯骨骨折，但他刚能在床上坐起时，就让家人把书桌放在床前，每天坚持写作

启动顺利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后续出版过程却充满艰辛，正常的出版进度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而一度陷于停滞。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我社敏锐感觉到史学的春天快要到来了，便在1978年前后陆续约请老作者修订“文革”前的断代史，同时物色新的实力派作者加入。

1980年，杨宽的《战国史》再版，相比之前版本，字数从20多万字扩展到了40多万字，大受读者欢迎，至1983年就已加印10次，总印数近6万册。几年后，杨宽先生又对《战国史》从观点和材料上做了重大修改，于1998年出版了修订版《战国史》。修订版《战国史》近60万字，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充实和提高，内容更为翔实和丰富，观点也愈见精审。王子今先生称“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

王仲荦先生也很早就计划将其1961年《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改编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说是改编，其实是重写。根据王仲荦先生弟子刘统记述，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只是原计划中的上册，是先生从事断代史研究的初期成果，下册尚未出版便赶上“文革”动乱。幸亏我社编辑将手稿及时退回，免遭不测。1977年后我社再次约稿时，王先生认为这部稿子只能代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十多年过去了，又有许多新成果出现，应该给予总结。随后，王先生用6年时间，写定了《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只有30多万字，而1979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则分上下两册、近80万字，1988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则有百余万字。

还有负责上古部分的王玉哲先生，也早就计划超越《中国上古史纲》，而对上古部分进行全面重写，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准备。1998年底，时年已86岁的王先生在写了50余万字时不幸右胯骨骨折，但他刚能在床上坐起时，就让家人把书桌放在床前，每天坚持写作。他为自己定下三条原则：侧重介绍历史研究方面如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尽量将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古、民族学、古文字学等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做到理论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每写一个章节，他都要用这三原则去对照，最终于2003年出版全新的《中华远古史》。

此外，我社在1981年出版了林剑鸣的《秦史稿》，随后请他在此书基础上修订扩充，于1989年出版了《秦汉史》。在《战国史》初版问世之后，杨宽先生即开始了《西周史稿》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于1965年出版的《古史新探》一书，奠定了《西周史》的基本骨架，在他移居美国之后，他终在80多岁高龄时完成了《西周史》，并于1999年出版。南炳文、汤纲联合撰写的《明史》同样经历了较长的过程。1985年我社首先出版了《明史》（上册），至1991年才出版了完整的《明史》。我社还请周良霄、顾菊英夫妇在1993年版《元代史》基础上修订完善，于2003年出版了《元史》。其他时段，如《春秋史》《殷商史》《宋史》《辽金西夏史》《清史》等都分别约请了重量级作者来撰写。

师生、父子间的接力

2001年11月，一场急病夺走了漆侠先生的生命。邓先生的另一弟子陈振先生又接过《宋史》的写作工作。经过两代三人的轮番接力，这一任务终告完成

在这套书中，有几种的写作和准备写作的过程均经历了几代师生乃至父子的接力。

据查，胡厚宣先生早在1954年便与我社签下《商周史》的合约，但后来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在做准备工作。其后数十年，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及他忙于其他学术活动，一直未能开始撰写。等到1995年一切准备妥当，他准备着手写作时，疾病却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儿子、同样从事殷商史研究的胡振宇先生，继承父亲的遗愿，在父亲并不系统的写作计划基础上，克服重重困难，历经8年，接续完成了这部由父子二人联合署名的《殷商史》。

《宋史》的撰写则经历了师生的几度接力。1998年1月，最初规划中即列入作者名单、经过数十年准备计划写《宋史》的邓广铭先生逝世。经过沟通，撰写《宋史》的任务由邓先生大弟子漆侠先生接手。然而，2001年11月，一场急病夺走了漆先生的生命。邓先生的另一弟子陈振先生又接过《宋史》的写作工作。经过两代三人的轮番接力，这一任务终告完成。

经过前后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2003年我社首次出齐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断代史完整系列，距其首次列入我社出版计划已过去了整整50年。五十年磨一剑，该系列首次完整出版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断代史系列》是新中国历史学家在前人基础上，吸纳田野考古新史料，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文明所做的一项全新、厚重的总结。《人民日报》评论其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并列为当代史学界锻铸的两座文明丰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自2019年我社陆续推出的最新版《中国断代史系列》包括了郑天挺、南炳文联合主编的《清史》。这套《清史》源自20世纪70年代，郑天挺先生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一套《清史》教材。编写大纲拟出后，郑先生于1981年不幸去世。以南炳文先生为首的编写团队继承郑先生遗志，前后历经30载，终于促成这部包括上下两编、近120万字的巨著在2011年于天津出版（上编曾于1990年出版）。这部著作出版10年后，经协商，列入我社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让这项“厚重的总结”有了一个“厚重的收尾”。

互让署名留佳话

到2003年该书再版时，两位作者还在为署名先后互相谦让，终于各退一步，接受了上册南前汤后、下册汤前南后的方案

关于这套经典之作，还有数段互让署名的佳话。

1985年，《明史》（上册）作者之一南炳文先生在收到清样后，联系我社编辑，要求将原本署名在前的自己，放到另一作者汤纲先生后面。我社编辑大为不解，因为根据原稿可知，南炳文先生承担了此书的主要撰写工作，理应署名在前。但南先生坚持要改，说汤先生是前辈。

《明史》（上册）1985年出版后，汤纲先生看到署名，在该书参加评奖时，给评奖委员会写信，要求如果评上，奖状一定要将南先生的名字放在前面。又联系出版社，说出版下册时务必将署名顺序改回来。

到2003年该书再版时，两位作者还在为署名先后互相谦让，终于各退一步，接受了上册南前汤后、下册汤前南后的方案。2019年，笔者在告知南先生《明史》要再版的消息时，南先生再三表示，鉴于汤纲先生已去世，新版署名遵照旧版，一定不要再调整。

还有新版《元史》，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与前一版相比，少了一位作者。2019年，笔者登门拜访作者时得知，本书第一作者周良霄先生考虑到夫人顾菊英女士在搜集资料及撰写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在前一版时力主加上夫人的名字。顾菊英女士在这次再版前再三叮嘱笔者，一定要把她的名字去掉，多年来她都因为前一版署有她的名字而深感不安。

把版权长久留在社里

半个多世纪里，不仅作者经历了师生、父子的易代，编辑同样经历了数代变迁。这套断代史的出版，既是学术上的典范，也是出版社与作者及其版权继承人友好合作的典范回望《中国断代史系列》半个多世纪的编辑出版过程，首先要向当初制定出版规划并正式启动出版的先辈们致敬，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为这套经典奠定了开创之功。

此后，我社一代代编辑接续奋斗、不懈努力，让这个工程延续半个多世纪并最终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社历任领导一直对这个项目保持关注并给予重视，让这一项目虽屡有停顿而终得延续。一代代出版人、一位位编辑，始终把完成这一工程作为使命。初期启动之功自不必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全面重启和90年代中后期的系统梳理、整体推进中，也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郭志坤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任我社总编辑期间，凭借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独到眼光，充分调动编辑力量，深入梳理既有资源，查漏补缺，督促进度，并尽可能统一体例，让这套经典之作在最初列入规划50周年之际有了圆满的结局。

半个多世纪里，不仅作者经历了师生、父子的易代，编辑同样经历了数代变迁，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与版权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复杂。但是，这套断代史的出版，既是学术上的典范，也是出版社与作者友好合作的典范。

杨宽先生在给出版社的信件表示了“要请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我已出版的大小著作全部重印”的愿望。笔者在2019年联系王玉哲先生的女儿王兰珍女士时，她说：父亲生前一直非常重视与我社的合作，与我社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她和兄长非常愿意将父亲最重要的著作长久留在我社。《秦汉史》作者林剑鸣先生的遗孀钟慧林女士也曾对笔者表示，林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社出版了他的首部著作《秦史稿》，先生生前认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恩于他，因此她一定全力支持我社的再版工作。《元史》作者周良霄夫妇在我社新版续约时也一再表示对我社的信任。《明史》和《清史》作者之一南炳文先生，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表示，他对我社在策划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大项目上所体现出的远见和责任深表赞赏，对我社编辑人员在工作中体现出的专业素养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及其版权继承人的认可，都让身为编辑的笔者感动至深。

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

部分由于我社的长期坚持，部分源于知名学者的共襄盛举，让这套书在作者的权威性、内容的完整性和总体的学术水平上均达至高峰

断代史，顾名思义，是以朝代为断限分别撰写的著作，要求撰写者对每个时段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和展现。我国传统史学“二十四史”绝大部分都可归入断代史的范畴，驰名世界的“剑桥中国史”以及近年流行的“讲谈社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基本都可算作断代史的一种。

平心而论，由于这套书的大部分作者已经作古，也就决定了这套书已无法充分吸收学术界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新成果，但部分由于我社的长期坚持，部分源于知名学者的共襄盛举，让这套书在作者的权威性、内容的完整性和总体的学术水平上均达至高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国刚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界风气发生很大转变，大家更看重学术专著（专题著作），编写断代史被认为吃力不讨好，且难度太大。断代史的写法不是很契合现在的学术风潮，体例和写法也不再流行，但还是可以从整体把握上弥补专题研究的不足。他认为，我社这套《中国断代史系列》，为我们展示了几代历史学工作者在断代史著述上筚路蓝缕的历史性贡献，实在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难以取代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