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教育都是人才成长、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立足于社会发展需要及各自实际，设计了相应的教育制度。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式，培养合格而忠诚的公民，满足不同职业的人才需求，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介绍了古希腊城邦如何展开公民教育、古代罗马的家庭教育特色以及古代埃及的职业培训教育，以期窥见早期地中海世界教育的历史图景。
据普鲁塔克记载，斯巴达人传说中的立法者来库古将公民教育“看作是立法者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对斯巴达公民的教育做了详细规定。孩子们一长到7岁，就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在连队里他们遵从划一的纪律，接受划一的训练，因而渐渐地习惯了彼此一道游戏和学习”。自12岁起，训练强度提高。少年们平时住在一起接受训练，洗浴一般在优罗塔斯河中进行；夜间睡在地铺上，垫的是他们搜集来的灯芯草穗子。城邦故意不提供足够饮食，不足部分由孩子们想办法来补充。每个单位都有队长，由其组织日常训练和管理，并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教育方式是经常性地考察少年们是否知道城邦的名人及事迹，意在通过名人树立正确规范。所有这些严厉措施的目标，都意在使未来的公民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善战”。那些在训练中表现杰出的，在斯巴达人举行的公开表演中会受到赞扬，反之会遭到揶揄甚至嘲笑。
经历如此严苛的训练后，据称斯巴达人的确按照来库古的设想，成为非常优秀的战士。“斯巴达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只有战争才使其从备战的训练中得到喘息机会的人”。在决战过程中，“他们行进着，步点叩着长笛的节奏，战斗的行列严严整整，战士的心灵里没有丝毫恐慌。他们安安详详地、高高兴兴地前进，高唱赞歌，投入殊死的战斗”。
相较于斯巴达人特殊的教育方式，雅典和其他城邦的公民教育则是另外的情形。色诺芬说，“在其他希腊人国家，那些宣称给予了他们的儿子最好教育的父母，一旦他们的儿子懂得他人话语时，就会把他们托付给一个导师，将他们送到学校学习识字、音乐，并在训练馆训练。父母还给孩子穿鞋，使得孩子足部娇嫩；不断更换衣服，纵容身体的成长；他们还习惯让孩子尽可能多吃”。色诺芬的记载大体符合实际，绝大多数城邦把未成年人的教育留给家庭和学校。集体授课的学校始于古风时代，古典时代进一步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初，孩童穿过大街到教师家里上课已成常态。除学习读写和算数外，孩子们最重要的科目是体操和音乐。体操意在使学生有强壮的体格，以适应未来劳动和作战的需要，音乐包括弹奏乐器、舞蹈和唱诗。在古希腊人那里，诗歌和音乐密切相连，诗人同时也是音乐家，而且诗歌绝非纯粹的文学作品，它承载着希腊人的文化理想，传达着关于城邦、道德、友谊、爱情和生活的观念。诗人是希腊人最重要的老师之一，学校教育也因此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纪中期起，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大批智者如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和希皮亚斯等来到雅典，招徒授课，教授演说或者其他技艺，以使学生适应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到公元前4世纪，在雅典等城邦，还出现了高等教育机构，如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凯翁学园等。城邦虽然不直接介入学校教学，但明确了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和政治家。约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城邦直接介入公民教育，对18～20岁的青年进行集体训练。这种被称为埃菲比亚的制度由城邦出资并指定专门教师。受训期间，青年人要学习重装步兵的格斗技术，驻防雅典要塞，宣誓把城邦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遵从雅典文化传统。经过两年的训练后，青年人要在公民面前展示训练成果，并接受城邦颁发的武装。埃菲比亚制度的基本目标，也在培养具有军事技能且忠诚于城邦的公民。
除了学校教育外，城邦还通过节日等形式，教育那些已经成年的公民。古希腊城邦节日众多。奥古斯丁曾讥讽地宣称，希腊人崇拜的神和他们节日的数量，比他们一年的天数都要多。这位基督教神学家显然误解了宗教和节日在古希腊城邦中的角色。希腊人的崇拜和节日并不只是宗教和娱乐，它们具有非常强烈的公民教育功能。以雅典为例，在泛雅典娜节举行的比赛中，部分项目如火炬赛跑和赛船等，只有公民可以参加，也只有公民可以进入卫城的神庙，表达了雅典公民相对于外侨、妇女和奴隶等边缘群体的特权地位。酒神节期间，雅典会表彰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者，宣布他们的名单；那些父亲阵亡后留下的遗孤，在由城邦抚养成长到18岁时，会在这个节日上接受城邦赠予的一套重装步兵盔甲。仪式传达了新一代公民在城邦资助下的延续，勉励他们继续为国而战。这些活动既展示了雅典的强大，也培育了公民的爱国热情。
国葬典礼及其演说是雅典进行公民教育的另一重要活动和形式。这个由梭伦创立的一年一度的仪式，是为当年牺牲的战士举行公祭，以彰显城邦对那些为国捐躯者的褒扬。在葬礼的最后，是当时雅典最为知名的政治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演说家都会在赞扬阵亡者功绩的同时，缕述雅典曾经的伟大及其制度的优越性，鼓励公民们继续为城邦献身。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他们（阵亡者）的行动……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还生存的人们可以希望不会遭遇和他们同样的命运，但是在对抗敌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时，然后回忆一下，使它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知道他们的责任的人们，深以不达到某种标准为耻辱的人们。……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常青的赞美”。
虽然不同城邦采用的教育方式不同，但不能否认它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斯巴达的教育培育了公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怀着近乎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雅典国葬典礼的演说，效果也不遑多让。苏格拉底夸张地宣称，在听过阿斯帕西亚发表的国葬典礼演说后，那些仍然活着的雅典人，包括阵亡者的亲属和普通的公民，都“会突然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感到这个伟大的城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更加神奇”。雅典人的尊严感、对国家的认同感，在一年一度的葬礼演说中获得了空前强化。
古希腊的理论家们对教育塑造公民的作用也有深刻的认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政治家必须是具有治国专业知识的人，而要获得专业知识，就必须接受教育。柏拉图极其重视哲学王和卫国者的教育，认为良好的教育能使哲学家的本性获得好的教育培养，使他们固有的善发芽成长。为保证理想国教育的成功，柏拉图设计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教育制度：教育应当从儿童时期开始，循序渐进。学习完成后，再经过15年的见习期，到50岁时研习哲学，必要时担任官职，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作为哲学家，他们还要担任教师的角色，培养新的接班人。
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城邦的稳定与公民教育密切相关，要求城邦根据政体精神教育公民，否则会使城邦陷入危机之中。用他本人的话说，“这里所谓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不是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领。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些言行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作为公民共同体，古希腊城邦根据各自的实际，创造了与自己的制度和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教育体系，古希腊的思想家也充分认识到了教育的价值，并从哲学高度做出了理论阐释。他们关于教育与公民性格、政体精神相互促进的见解，仍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作者：晏绍祥，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