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时期的考古成果表明，中亚最早的定居聚落遗址出现于土库曼斯坦南部科佩特达格山脉以北的河流三角洲，以灌溉农业为经济基础。其代表性遗址捷詹河下游吉奥克修尔绿洲于公元前四千纪末出现灌溉沟渠，并在灌溉农业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聚落形态——联排的多室房屋由街巷分开，形成错落有致的居住区域。

中亚青铜时代早期（约公元前2500年—前2200年），资源多样化的山麓地区取代了依赖灌溉农业的河流下游三角洲，成为文明中心。以科佩特达格山脉北麓阿尔丁遗址、纳马兹加遗址、依格利遗址等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是中亚最早有功能分区特征的城址。

研究最充分的阿尔丁遗址面积约26万平方米，为不规则土丘。原来应有围墙环绕，由于常年受风化侵蚀，大部分城墙都已不复存在，现仅发现四座城门，分别位于遗址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处，其中保存最完整的西南城门两侧有高塔基址。贵族居住区位于高平显要之处，神庙建筑群在东侧边缘。另有平民居住区以及磨坊、青铜制作和制陶等手工业区。宗教建筑在城市布局中的边缘地位，反映了宗教权力的影响较为有限。

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大型聚落从土库曼斯坦南部山前地带向东扩展，经土库曼斯坦中部的马尔吉亚那绿洲，延伸至阿姆河中下游河谷地带的巴克特里亚绿洲，考古学上称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文化综合体。高度规划的大型城市与人口稠密的灌溉农业区相得益彰，掀起了中亚青铜时代文明高潮。

马尔吉亚那绿洲位于阿姆河河谷地带和科佩特达格山山麓地带之间的平原上，为贸易交通枢纽，遍布不同等级的绿洲。其中最大的甘诺尔遗址由南北两个土丘组成，占地40万平方米，是区域中心。

甘诺尔南北两丘均有城墙环绕，但其内外建筑功能和布局有所区别。北丘占地约15万平方米，有两重方形内城和椭圆形的外郭。内城内墙边长约120米，为双重结构，墙体上设有射击孔，四边和转角处均有方形防御塔，墙体内部有走廊连接各塔；内城外墙为单层结构，亦设射击孔，并在墙外遍布方形防御塔。内城内墙中是高大、复杂的联体建筑群，发掘者判断其为君主的宫殿。内、外两重城墙之间建有若干大型神庙建筑群，发掘者以其中遗物判断为火神庙和仪式性庙宇等，其居住区与仪式区由中亚典型的联排多室结构组成综合性建筑群。外郭城仅有拱壁而无防御塔，环绕在北丘主要建筑群之外。内外城之间，北部为由数个公共建筑群围成的公共仪式区，南部为水塘和环绕水塘而建的水神庙，东南角为王陵区，东西两侧分别是大型神庙建筑群。近年来在外郭城以外的北侧和西侧也陆续发现了仪式性建筑。

甘诺尔南丘已知规模约相当于北丘的内城大小，同样共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四边和转角处筑有圆形防御塔。内墙里是神庙中心，并有大型广场和水塘供公共性仪式活动；内外墙之间则为生活与祭祀活动一体化的神庙建筑群，北侧外墙内建有具备大型仪式性阶梯的高大塔楼。甘诺尔遗址的发掘者——前苏联考古学家萨里安尼迪在神庙建筑群内发现原始伊朗宗教独特的祭火习俗和饮用致幻植物豪麻的祭祀仪式遗迹，因而认为其是重要的宗教中心。

甘诺尔北丘呈现出多个神庙建筑群拱卫中心最高统治者宫殿的布局，既凸显世俗权力的核心地位，也表明世俗和宗教权力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依托。南丘作为神圣空间和独立仪式性中心地位的凸显，以及南北两城址内无处不在的宗教建筑，反映了中亚青铜时代中期大型平原城市遗址中宗教权力达到极盛。

与甘诺尔遗址为代表的平原地区具有多重城墙的大型城市不同，中亚山地和河谷中的城址则围绕防御性城堡而建造，体现世俗统治者比神庙地位更为重要的特征，并发展为局部交通中转站和行政中心，其代表性遗址如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萨帕利遗址、阿富汗的达希利遗址等。平原和山区河谷内的城市共同构成了中亚早期城市文明圈，彼此以贸易网络连通，并与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欧亚草原、两河流域甚至黄河流域保持贸易联系。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萨帕利遗址距今约4000年的堆积中发现了原产于中国的小米，证实了这一区域作为史前丝绸之路枢纽地带连通东西方的作用。

两河流域文明以灌溉农业为基础，其早期城市中神庙处于生产及分配系统的顶端，坐落于城市中心，王权一开始主要是神庙的保卫者。在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生业基础为农牧和矿业的综合，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较低的生产集中度，地产为私人占有，城市布局体现出王权的核心地位和防御功能的重要性。中亚地区兼备两种经济基础，并依照不同的地貌和生业条件组织成为互补的城市网络，这是该地区早期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神权城市和王权城市并存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

（作者：万翔，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