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人的族源是东西方斯拉夫学研究的元问题。关于其起源时间，最早可至公元前3000年，晚至4世纪；起源地则有“多瑙河说”“第聂伯河说”“喀尔巴阡山说”“奥得河说”“亚洲起源说”，众说纷纭。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虽积累了一定基础，但也面临着各自困境。

历史学：缺乏史料

从古代文献资料中探寻族群起源，是历史学最常用的基础方法之一。最早回答斯拉夫人族源问题的是古罗斯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12世纪初）。这是斯拉夫人起源“多瑙河说”的俄国版本：斯拉夫人是“雅弗的后裔”，定居于“多瑙河流域”。这一认识在中世纪罗斯编年史和著作中流行。与此不同，15—16世纪波兰和捷克的编年史，则流行着古代斯拉夫人是“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的说法。

实际上，俄国编年史出现较晚，应当从更早的历史文献中寻找斯拉夫人的踪迹。能追溯到斯拉夫人族源记载的史籍不多，且斯拉夫人隐藏在众多族名之下，如维涅德人、安特人、斯克拉文人。1824年，В. 苏罗维茨基指出，古典著作中的维涅德人就是斯拉夫人，这一看法得到公认。但在А. А. 沙赫玛托夫的研究之后，罗马史料中的维涅德人就不再被视为斯拉夫人的祖先，而是古代史学家后来附加给斯拉夫人的名称。安特人、斯克拉文人是原始斯拉夫人之说也多有存疑。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加之描述不确定，解答斯拉夫人族源问题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文本史料。在族源研究领域，起源神话和传说逐渐不被视为有效可用的史料，传统文献应首先接受严格的“史料批判”。

语言学：时间、空间难以确定

历史比较语言学为斯拉夫人族源问题提供了诸多解决方案。语言学家对斯拉夫人族源的研究一般从探讨印欧人发源地开始，以斯拉夫语从印欧语系中分化产生为逻辑基础，并通过探讨斯拉夫语与其他族群语言之间关系来辨识斯拉夫人的族源。斯拉夫语属于印欧语系，但如何分化而来？德国语言学家H.克拉埃在20世纪50年代论证了作为中间阶段的古欧洲语共同体的理论。语言学家通过研究表明，斯拉夫人在词汇方面比立陶宛人更接近普鲁士人，比罗曼语更接近日耳曼语，比波罗的语更接近凯尔特语。从而基本确定，早期斯拉夫人的地域首先是在日耳曼人与西波罗的人之间的地区。斯拉夫人的邻居同时还有凯尔特人、色雷斯人，最初与伊朗人也有紧密接触。

原始斯拉夫语的历史分期乃是确定斯拉夫人族群起源非常关键的一步，语言学对此却难有统一意见。其中一种分期方法是由Ф. П. 菲林提出的：第一阶段是斯拉夫语体系基础建立的初始阶段（公元前1000年末），这时斯拉夫语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发展，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印欧语言的独立体系；第二阶段（公元前1000年末到3—4世纪），斯拉夫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辅音的颚化，消除某些双元音，词尾中辅音排列的变化等），发展它的语法体系，并不断补充新词汇，形成其第一次方言分化；第三阶段（5—7世纪），这一阶段恰与斯拉夫人的广泛散居相符，斯拉夫人大迁徙最终导致分化为单独的斯拉夫语。

地名学可为解决斯拉夫人族源问题提供新路径。科学分析专有地名可能梳理保留在地理名录中的民族语言痕迹，确定不同族群集团迁徙的路线和地区。地理名称中对族群起源考查最有价值和富含信息量的是水体名称。水体名称大部分是在居民点名称产生之前的古代形成的，而且很少随族群迁移和更替发生重大改变。学者Ю. 乌多里夫《古代欧洲水体名称与原始斯拉夫人的水体名称》的报告引起了关注。报告分析了最早的斯拉夫水体名称，在广泛使用古代欧洲水体名称时，斯拉夫人借助构词形式、加后缀、元音交替等而逐渐让这些名称有所变形。其研究划出了这些变化过程的地域：北从喀尔巴阡山，西至奥得河流域上游，东到第聂伯河中游右岸。

可见，现代语言学在阐明斯拉夫人族源问题上意义重大。但困境亦很明显，至少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难以确定原始斯拉夫语言起源和族群形成的确切时间，以及具体地域。